桃李成蹊 师生情重

明代画家仇英的《程门立雪图》。 资料图片

　　胡瑗像，像赞中提到他将学生分成“经义斋”“治事斋”进行教学。 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生情谊往往让人铭记久远，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与学生的孜孜不倦中，情感得以传递，知识得以传播，文明得以传承。

　　教学相长：

　　孔子与颜回的情谊，师生如父子

　　在古人心中，师者的模范是孔子，走进任何一所孔庙中，都能见到“至圣先师”的匾额。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深刻影响后世，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七十二贤中，最为孔子称道的学生是颜回。

　　孔子曾有一段周游列国的经历，痛感于在鲁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孔子与弟子才走上周游列国的路。路上遭遇许多坎坷，曾与弟子失散，曾断粮饿肚子，甚至数次性命遭到威胁。

　　孔子一行到卫国的匡地时，被匡人包围，原因却是令人哭笑不得。匡地此前曾被鲁国一个叫阳虎的人侵扰过，匡人痛恨阳虎，碰巧孔子貌似阳虎，也是从鲁国而来，匡人错把孔子当阳虎，于是把孔子一行包围。

　　孔子面对匡人的包围，却无惧色，他还安慰弟子们：“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周文王死后，礼乐文明难道不是保存在我们一行人身上吗？老天如果将泯灭斯文，那么我们这些后死之人又怎会保存下来礼乐文明呢。老天无意泯灭斯文，匡人又能对我们怎样呢？“斯文在兹”，这是孔子自觉承担的责任，他自信自己是文武周公之后的道统所在，这赋予他强大的勇气。

　　颜回大概是走得比较慢，晚老师几天才到匡地。师生相见，大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孔子以为颜回已经死了，可见孔子一行周游列国，实是险象环生。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老师您还在人世，弟子怎么敢死呢。由此语可见，孔子与颜回已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而是如同父子一般。

　　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颜回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孔子身旁。他从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是颜回发自肺腑的话，对于老师孔子的思想，他越是仰望越觉得高，越是钻研越觉得深，老师的思想是如此高深、博大，唯有既“瞻前”又“顾后”才能较为完整掌握。老师能逐步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用各种文献来丰富学生的知识，用礼仪来节制学生的行为，学生想要停止学习都不可能。颜回自认已花费了全部的精力跟随老师学习，然而老师的道德与学问是高不可攀的。

　　颜回赞叹老师的道德与学问的同时，孔子也赞叹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颜回。有一回，孔子与子贡对谈，孔子问子贡，你觉得你跟颜回比，谁更强些？子贡回答不敢与颜回比，自己“闻一以知二”，颜回能够“闻一以知十”。孔子满意这个回答：“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可见颜回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很强。

　　孔子曾称赞颜回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这样一位好学、勤学的弟子的早逝，孔子悲痛不已，他直说“天丧予，天丧予”，这是老天要了他的命，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夺走，将自己寄予厚望传续道统的学生夺走。

　　这种悲痛在颜回逝后萦绕在孔子心头。有一回，鲁哀公问孔子，在他的众多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不假思索回道：“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在老师孔子看来，颜回具有高尚的品质，他不会迁怒于他人，也不会犯第二遍同样的错误。这说明他能时时反思自己的言行，时时精进自己的道德，君子正应如此。

　　孔子与颜回的师生情谊至深，是古代师生关系的典范。《礼记》说：“教学相长”，学生可以从老师这里学到许多，老师也可以从学生这里学到不少，相互促进，迈向真善美的境界。

　　程门立雪：

　　杨时尊师重道，将理学传播到南方

　　江苏无锡闹市中，有一座留名青史的书院——东林书院。在晚明的风云变幻中，东林书院以清流自许，从书院走出的学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锐意图新，立志高远。

　　其实，东林书院的历史并非始于明代。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理学家杨时在无锡创建了东林书院。今天，东林书院中有一座“道南祠”，这是一座祭祀书院创始人杨时及其弟子门人的专祠。

　　要读懂“道南祠”中“道南”二字的含义，我们需要去到另一座书院——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嵩山南麓，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曾在此讲学，吸引四方学子前来。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二十四岁的杨时考中进士，许多读书人中举入仕之后，便不再读书。杨时却不一样，他对于学问的兴趣胜过为官的兴趣。元丰四年（1081年），当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之职时，他竟没有赴任，因为他听说了程颢的大名，想跟从程颢学习。他跟随在程颢身旁学习的时间并不长，据载师生之间“相得甚欢”，待到杨时学有所成，要离开书院时，程颢在嵩阳书院门前的平台上，目送学生远去，欣慰地告诉自己：“吾道南矣。”他的思想将在南方传播，为南方的士子知晓。

　　离开书院后，杨时与程颢还有书信往来。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杨时得此噩耗后，设灵哭悼，十分悲痛。八年之后，杨时又来到了嵩阳书院，对程颢的弟弟程颐执弟子礼。

　　一个冬日，杨时与同学游酢来找老师程颐请益，程颐正在打盹，两人站立在他身旁不敢打扰，窗外下起了雪，待到程颐醒来时，积雪已有一尺深。这便是“程门立雪”的典故。

　　嵩阳书院讲堂前的月台被称为“程门立雪处”。按照《宋史》的记载，杨时与游酢是在室内等候老师醒来。有人以为两人是在室外冒雪等候，这虽然更有画面感，甚至也更感人，但显然受到了慧可向达摩拜师立于雪中的典故的影响。佛教不重肉身，而儒家讲求仁民爱物，两者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程门立雪处放置有四块石碑，即“程子四箴碑”。颜回曾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实践仁。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颐为视、听、言、动分别写了一首箴言。如《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一个人的行动，合乎天理就会做得游刃有余，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欲望行动，那就处处都可能有危险。一个人的行动，反映的是其习惯、道德、操守，要以圣贤为指引，始终行得正。

　　“程子四箴”在明代得到大力推崇，朝廷曾将其颁行天下学校。这时已是程朱理学取得官方正统地位之时，程便是程颢程颐，朱就是朱熹。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却不能忽视杨时的枢纽作用。

　　杨时将程颐程颢的学问带到了南方，建立了东林书院。书院建成的第二年，杨时去萧山做官，从福建家乡来了一位叫罗从彦的学子叩响了他的门扉。罗从彦回到福建家乡讲学，一位叫李侗的学子慕名前来。罗从彦喜静坐，李侗也学老师的样静坐，老师让他注意领会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未发前是何状态，借此体会什么是“中”，古人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李侗有一位同学叫朱松，朱松素来敬重他的学问，后来他让自己的儿子朱熹拜李侗为师，而朱熹最终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

　　东林书院中有一块“洛闽中枢”砖雕门额，这不仅让人想到书院创立者杨时尊师重教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许多代师生之间的接力传递，才孕育了理学云蒸霞蔚的气象。

　　东门相送：

　　胡瑗执教太学，以明体达用培养人才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迎来了新任知州范仲淹。范仲淹在苏州南园相中了一块地，欲建家宅于此。有风水先生看过这块地后，说在这块地上建宅，能保证公卿辈出。范仲淹笑答：“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他将这块地捐出，并设州学于此。这块地在今苏州中学、苏州文庙处，千百年后，依然书声琅琅。

　　范仲淹创办州学后，聘请当时有名的教育家胡瑗担任主讲。范仲淹放心地将自己的儿子范纯仁交给胡瑗。胡瑗不只知名于当时，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胡瑗是一个读书十分勤奋的人。他曾与孙复、石介在泰山上读书。家人寄来的家书，只要看到信封上有平安二字，他就不再拆开阅读内文，将家书投入溪中，以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在如此勤学苦读之下，胡瑗学有所成。

　　胡瑗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他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欧阳修在为胡瑗写的墓表中说，“自明道、景祐（均为宋仁宗年号）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宝元二年（1039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在当地建立州学，经范仲淹的推荐，胡瑗前去主持湖州州学。滕宗谅正是日后邀请范仲淹为岳阳楼题记的人。在湖州州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

　　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的教学经验，总结为“苏湖教学法”。该教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主旨是“明体达用”。胡瑗有感于当时的科举考试以诗词歌赋为主要考试内容，读书人将大量精力用在遣词造句、琢磨声律之上，而对实际的事务却不加闻问，遂提出教学应“明体达用”。

　　何为体？胡瑗的弟子刘彝讲述老师的教诲：“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而不可变者，其体也。”在他看来，道德是本体，故而胡瑗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他认为“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恶“过乎中道”，弱“不及中道”，因此君子修德要避免恶与弱，要以善为方向，同时又积累相当的道德勇气与力量。

　　如何用？胡瑗依据学生的禀赋与兴趣，创立了“分斋教学法”，这是“苏湖教学法”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一项内容。他将学生分入“经义斋”和“治事斋”两科中。据《宋元学案》的记载，经义斋的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选“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入斋学习。治事斋则包括治民、讲武、水利、算历等科，“一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颇类现在的主修与辅修。

　　范仲淹在庆历年间主持新政时，以“苏湖教学法”作为太学的教学法，宋代太学的气象为之一新。皇祐四年（1052年），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开始任教于太学。他的到来，吸引了许多学生前来，以至太学都容不下，只好借用其他馆舍。欧阳修在为胡瑗写的墓表中说，胡瑗的弟子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与之交谈，你甚至不必问他的师承，就能确认他肯定接受过胡瑗的教育。

　　胡瑗从太学离任时，“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路人羡慕太学诸生能以弟子之礼送别胡瑗，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对于师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此生最大的荣耀吧。（陈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