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过去10年，广东金融监管部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通过系统整治，金融生态显著改善。广东金融业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协同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树立“预防为先”意识，下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先手棋”。“广东金融风险防范处置经验做法得到国家高度肯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评价指出。

　　严监管，牢牢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不用抵押、不用担保，通过手机就可以获得贷款？”汕头市澄海区前美村村民陈育生，对能轻松获得贷款充满怀疑。直到一笔3万多元的贷款到账，他感慨道：“现在银行把服务送上门来了。”

　　这是广东省农信联社“农村金融（普惠）户户通”工程给村民们带来的真切感受，该工程已在省内乡镇实现基础金融服务100%覆盖。同样，这也是改制后的广东农合机构焕发新活力的生动注脚，此前，广东用3年时间顺利完成了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的攻坚任务，累计处置29家高风险机构，化解风险包袱超1300亿元。

　　改制前，广东农合机构存在小、散、弱等问题，历史包袱重、不良贷款率较高。农合机构发展情况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极不匹配，甚至成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领域。

　　“通过改革有效化解了农合机构风险。到2020年末，主要监管指标由落后全国跃升为全面优于全国农合机构平均水平，地区营商环境显著改善。”广东银保监局局长裴光指出。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易行健评价农信改制时表示，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改制帮扶，着力推进了广东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长效机制的完善。

　　像农信改制这类化解风险案例的背后，是近年来广东坚持不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努力，不断为广东经济稳定发展筑牢“防火墙”。

　　金融风险的突出特点是点多面广、传染性、外溢性强，近年来形态日益隐蔽复杂。以非法集资为例，案件数量、涉案金额、涉及人数等一度居高不下，防范打击的难度也逐步加大。

　　针对一系列新挑战，广东金融监管部门近年来实现了被动打击到主动处置的根本性转变。针对非法集资全链条治理持续深化，实现全部707家P2P网贷平台退出市场，并精准拆弹处置了一批如团贷网、“小牛在线”等P2P平台，实现私募基金风险有序出清。

　　严监管、防风险已悄然改变了整个广东金融业的气象。根据广东银保监局提供的数据，广东银行业保险业通过实现重点城商行“精准拆弹”，完成了33家高风险机构“脱险摘帽”。辖内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超8500亿元，不良率下降0.4个百分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得到有序化解。

　　老百姓也在从严监管中实实在在感受到安全感。“大概赔了68万元，都没想到过还能获得赔偿。”获得上市公司康美药业赔款的投资者苏先生激动地表示，此前，投服中心代表的5万余名康美药业投资者共判获赔约24.6亿元，成为中国证券民事赔偿集体诉讼的第一案。

　　“以康美药业为代表的一批上市公司风险得到化解，实现了政治、社会、法律效果三统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任志宏评价指出。

　　近年来，广东资本市场不断加大对违法案件的查处惩治力度，从重从快查办了一批重点类型、重要领域的典型案件。广东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宗儒表示：“始终坚持‘零容忍’方针，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活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根据广东证监局提供的数据，近5年来，累计压降辖区（不含深圳）股票质押高风险上市公司34家，压减关联方违规资金占用277.02亿元、违规担保45.63亿元，妥善化解56只债券680亿元本息兑付风险，压减私募基金风险规模1030亿元。

　　凝聚监管合力，属地责任进一步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混业经营不断深化，新金融业态层出不穷。在金融发展迈向新台阶的同时，也滋生了新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有待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夯实。

　　防范化解风险需要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制度一度出现“政出多门”的情况，导致金融监管在央地协同、跨部门协调方面面临困境，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重提出，补齐监管短板，坚持中央统一规则，压实地方监管责任。2018年，《广东省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加挂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这一由“办”到“局”的变化，以及名称中新增的“监督管理”，都意味着地方金融监管职能的进一步加强。

　　金融监管力度也在强化，“监管姓监”的定位多次被强调。2018年12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举行了挂牌仪式，标志着地方银保监整合落地，金融混业监管迈出重要一步。

　　强监管伴随着强问责。证监系统也在健全资本市场风险防控工作机制上不断发力。近五年来，广东证监局加大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力度，对包括上市公司“明星”高管和头部机构在内的各类违规市场主体作出行政监管措施决定707份。

　　为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协同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新的平台也在广东被搭建起来。“广东省成立了金融风险化解委员会，同时还建立健全了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保障重大金融风险化解处置工作能顺利推进。”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于海平表示。

　　凝聚合力，金融监管的新格局在广东逐步成型。2020年3月，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广东省）成立（下称广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除传统金融监管部门外，还包括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等。这一机制的设立，对于持续加强央地金融监管协调，配合地方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开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好广东协调机制‘传达人’‘协调人’作用，协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广东协调机制召集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表示。近年来，广东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加强辖内重点领域和重点机构金融风险分析研判，联合建立法人城商行、民营银行突发流动性风险应急处置协调机制等。持续打击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跨境赌博及地下钱庄，有效维护了地方金融秩序。

　　10年来，广东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属地责任得到进一步压实，构筑起央地协同、省市县分工负责的“七道”防线，广东金融风险水平保持全国最低水平。截至2021年末，全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

　　下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先手棋”

　　2020年8月，广东省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下称防控中心）通过其监测防控“金鹰系统”监测到了一条异常风险线索：广州某传媒有限公司正在公开宣传发布虚假信息，疑似以充值会员结合买卖商品进行分佣，骗取受害人钱财。

　　防控中心随即迅速向相关部门提供上述风险线索，提示该公司运营模式疑似集资诈骗。9月初，该公司被公安部门以诈骗罪立案侦查。

　　地方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监管对象缺乏可见性，往往到出了风险事件才被发现。为了让风险可以被提前预警，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监管科技，广东扎实推进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金鹰系统”建设，构筑起线上数据流与线下群防群治于一体的“天罗地网”。

　　数据显示，防控中心已成功预警了数十家重大金融平台风险，为广大投资者挽回了500多亿元损失，真正做到打早打小，发挥了防控风险的重大作用。

　　近年来，广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不断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包括建设大数据风险预警系统、区域特色报表、RPA等系统，探索运用联邦学习技术识别早期风险；还创设广州地区监管示范区，成立广州地区监管委员会，在全国率先强化对省会城市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

　　“通过持续提升现代化监管能力水平，可有效降低金融风险事件发生概率。”连平表示，广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践中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金融风险的事后救济也同样重要。在畅通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渠道方面，近年来，广东积极推进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等提供金融投诉纠纷调解服务。2014年，广东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联合会（下称“联合会”）成立；2021年，广东正和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下称“正和消保中心”）揭牌……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截至今年8月末，联合会发起设立的广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累计成功调解各类金融纠纷案件6512件，调解成功率达到84%；正和消保中心已累计受理投诉1.88万件，建立“小额纠纷快速处理+诉调对接+专家调解”工作机制，受理调解案件1.06万件，累计投诉和解和成功调解的案件纠纷共计1.22万件，结案金额达10.78亿元。

　　在增强公众金融风险识别能力、强化金融投资者宣传教育方面，近年来，广东还创新推出了一系列金融科普活动，为群众提供通俗易懂的宣传内容。同时通过进社区、进校园等现场普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有效助力公众金融素养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