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生产力的内涵和结构
1、文化生产力的内涵。
马克思曾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了“精神生产力”、“主观生产力”、“个人生产力”、“联合生产力”等与物质生产力既联系又相区别的、反映人的文化力量的生产力的概念。总起来讲，文化生产力就是人类在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能力。
作为现实的生产力，文化生产力首先是一种对象性的力量。生产力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⑳。人以自身的精神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变换，创造出人化自然和文化世界，从而达到在人化自然和文化世界中能动地、现实地呈现自身。文化生产力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创造出“物化”的物质存在和文化存在。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对象化实践包含了非对象性的过程，亦即客体向主体转化的过程。正如当人通过物质生产劳动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1一样，在创造人化自然和文化世界的过程中，主体也改变和发展着自身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丰富着自身的语言、智力、价值和情感。
其次，文化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化的力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化的交往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也是文化生产的前提，文化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紧紧地与人的社会化程度相联系，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联系。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2。交往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成果的过程，它是人作为社会性存在或“类”存在的根本特征。交往使单个人的劳动成为社会劳动，使单个人的特殊性存在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从而使主体的潜在的文化力量成为现实的力量，从狭隘的地域性力量成为普遍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诸多个人的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的现时代，社会化交往不但是各民族借鉴外来文化激活自身文化基因的必然选择，而且是民族文化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获得保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3。
再次，文化生产力是一种产业化的力量。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造成了文化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新的条件下的结合造成了文化生产力的第二次飞跃。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相互作用，推动着文化生产走向专业化、标准化、批量化和联合化，形成了文化产业，西方一些学者称为“文化工业”。这种产业化的文化生产力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意为动力，以科技为支撑，以人才为基础，集中体现为经营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文化企业大量涌现并不断走向集团化经营。文化的产业化必然打破行业壁垒、地域壁垒以及意识形态的壁垒，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相互联结，摆脱封闭运行、自我循环发展的状态，形成不断扩展的文化产业链条和不断优化的文化产业结构，实现集约化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产业化在大大扩张文化发展空间，增强文化对其他产业乃至全社会辐射力、影响力的同时，又将引起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断分化，不断转化，不断重构，引起对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乃至人的价值的重新评判和重新理解，引起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的活动方式新的转变。
2、文化生产力的结构。
文化生产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引起精神、信息、物质变换的过程，因而文化生产力包含着主体性要素，客体性要素和中介性要素。
人是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苏联哲学家斯比尔金说过：“在人之外或在人之前不可能有文化，同样，在文化之外或在文化之前也不可能有人”24。文化是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能动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知识、艺术、意志、情感等构成了主体的文化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性要素具有不同的外化形式和功能。在物质生产中，这些主体性要素只是渗透、附着于体力劳动之中，起着延伸人的肢体，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而在精神生产中，这些要素成为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成为资本和核心竞争力。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25。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生产力的能动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社会知识将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的条件将越来越受到人的智力的控制并按照人的智力得到改造。因此，马克思把科学看成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具有艺术审美修养的“文化人”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要素，是最活跃的最革命的要素，培养和造就心、智、德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中心环节。
文化资源是文化生产力的客体性要素。现实的文化生产是在文化主体与文化资源的结合中实现的，通过主体的创造性劳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新的形态，形成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文化资源是主体外化、对象化的产物，随着主体能力的发展不断扩大，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形态。
文化资源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大自然对人类来说，始终具有始源性，无论人类认识手段如何飞速发展，大自然仍然存在着尚未为人所认识的广大领域，正是这些“自在之物”为人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基础，也为人的想象力的发展和认识世界的热情提供不竭的动力，大至我们不可穷尽的浩瀚的星空，小至我们周边环境的微观世界，始终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和艺术创造的可能对象。然而构成人们现实的文化活动对象的是人本身历史活动的产物，是“文化”了的“为我之物”。这些“为我之物”凝结着主体目的、实践经验，影响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因而是人们文化实践的现实客体，马克思在批评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机械性时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26。
文化资源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从物态形式向活态形式转化的过程。人们的生活世界首先是一个“物态”的感性世界，人类的生存发展包括精神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物质世界，研究和反映这个物态世界无疑是知识生产的首要使命。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27。然而，物态世界进入人的文化视野，一刻也离不开文化生活实践，“实践是人的思维的最切近的基础”，各种各样的创造了物态世界的文化生活实践，既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矛盾的结合点，又是主体间各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矛盾的结合点，因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生产的直接源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礼仪、交往方式等都是“活态”文化的重要方式，随着人的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博大精深，呈现出巨大的预见和能动作用，对精神、思想的“反思”成为文化生活、精神生产的重要方式，人类创造的知识、思想、观念成为主体进行文化再创造的主要对象。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其本质是对思想的思想，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批评当时的人们过于追求现实物质利益而远离“精神家园”，他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向自身，以徜徉自始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28。
文化资源的形成还是一个不断超越民族化走向世界化的过程。近代以来，民族成为普遍的文化共同体，不同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实践环境、实践模式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文化认同的民族化创造了各有特色的多样多元的文化客体。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全球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使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随着生产、分配、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民族的封闭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9。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文化资源世界化的进程，文化资源在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双向运动中显示出新的价值和新的形式。
思维方式是文化生产力的中介性要素。思维方式是文化主体在无数的反复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它是反映、释阐、改造文化客体的工具，是梳理各种思想内容的“格”、“框架”，在精神活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机制功能。在人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行为中，那些经常地广泛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思维定势，构成了人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先生指出：“哲学家运用一些思维方法，形成一定的习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的种种思维方法，谓之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包括一些不自觉地经常运用的思维模式”30。
在文化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化和非对象的双向互动中，思维方式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和转换器的作用，是主体外化或内化的认识、评价工具。语言、符号、信息技术设备等都是文化生产力的中介要素，但作为创造性的动因，思维方式无疑是内在的和根本的要素。我国文化哲学学者刘进田指出：“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之间的中间变量，它中介着文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客体对主体的作用”31。蔡培元指出：“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最高凝聚或内核。换句话说，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32。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并不是“照相”式的机械反映，而是通过思维方式对信息进行过滤、选择、分析、综合的一系列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能动过程。人的感性思维是思维方式的基础，它达到对客体的印象的把握和情感的选择倾向。知性思维是思维方式的深化环节，它深入到客体的各方面的规定性，形成概念和范畴。理性思维是思维方式的最高形式，它达到对事物客体的各种规定性之间的普遍联系，亦即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在日常文化生活中，思维方式往往以感性的，习惯的形式发生作用，而在科学研究等自觉的文化生活中，理性思维占居主导地位。人类的科学发展史，是一部人的思维方式转型变革的历史。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并着重分门别类研究的方式相联系，系统思维方式与20世纪以来的现代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相联系。马克思从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的意义上指出，判断一个时代，主要的不是看它生产什么，而是看它如何生产，与手推磨相应的是封建主义社会，与蒸汽机相应的是资产者社会。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上，思维方式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说，知识是认识世界的工具，那么思维方式是驾驭和整合知识等文化要素的工具。认识工具的创新是文化模式创新的切入口。
思维方式并不是客体精神的自我创造，它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们世代相继的实践的无限性赋予了人的思维方式的遗传性。实践的普遍性决定了思维方式的稳定性。实践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品格，在实践中形成并经受实践的反复验证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个人的体验，成为一种带有时代性和类特性的思维方法。此外，实践的差异性赋予思维方式的民族性。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差异造成了不同民族的实践的差异性，从而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有学者概括过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如“西方文化重分析，东方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认知，东方文化重人伦”等等。实践的无限性和有限性，普遍性和差异性矛盾运动推动着思维方式的变化发展，人也就在这种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实现着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