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代化的运动不能不研究文化问题。20多年来，文化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历久常新的话题，“文化热”令学术界焕发出极大的理论热情和思想活力，因为文化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关注的探索。一般认为，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在迈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各领域变迁的总体性进程，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进步的过程，现代化愈是发展，就愈凸显文化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文化灌注于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群的心灵深处，历史地积淀、凝结成为人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内在地、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进而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和历史的进程。在这种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都有要通过人的心理结构——文化模式才能发挥作用。文化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制约或支撑因素，必须实现由传统社会的经验的、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向现代文明所要求的理性的、自觉创造的文化模式的转换，使人成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现代化主体，才能自觉地、有效地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口号提出已有大半个世纪，但现代化进程却一次次中断，其原因不仅在于外敌的入侵和内乱的困扰，而且在于很多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仅局限于科技层面，而没有认识到推进文化转型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对文化的研究，不断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进行文化的沉思，则是势在必然的了。
2. 对文化的沉思离不开哲学的视野，“文化热”推动了“文化哲学”的兴起。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以文化为对象，研究文化的性质、内在联系及其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标志着哲学形态的划时代的变化。哲学这门古老的科学，在历经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价值哲学的演化后，又踏进了文化哲学的门槛。哲学的这种流变，不仅是解开人类文化演进中诸种“斯芬克斯”之迷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说文化的演进既需要“源”也需要“流”，那么传统文化是“源”还是“流”？如果说文化是向前进步的，为什么今天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尚没有超越古希腊文化，中国文化也很难在诗词艺术方面超越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说理性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向导，为什么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反理性文化思潮大行其道？如果说文化本质上是自由的和流动的，为什么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化本土化的趋势也在加强？破译这些文化之谜无疑需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上对人类文化活动、过程、结果作一番根本性和全景性的哲学“反思”。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形态几千年来在经过狩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正在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主体，人类也类似西方学者所说的在心理特征上由经济人、社会人向文化人演进，由此而造成形形色色的文化危机、文化冲突。不反映社会和人的如此深刻的变化，对各种文化现象不能作出形而上的回答，对文化演进不能从本质和规律上作出说明和预见，哲学就很难称得上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3 如何理解“文化”的涵义？这是文化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据说全世界见诸于文献的文化定义将近二百种，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给予界定的。从哲学上把握“文化”概念，我认为，一是要从主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伴随人类而来，文化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所特有的活动，文化即人化，所谓人性，从其本质上说是文化的特性，文化的进步与人性的丰富，文化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一致的。二是要从人的能动的方面来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发展是从必然向自由飞跃的过程。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由于仅从客体的方面来理解人，结果比唯心主义更远离真理，马克思实现哲学伟大革命的奥秘就在于从能动的方面理解实践，又从实践的意义去说明人，因而把握住了人的科学本质。文化特性就是它的能动性，文化是人超越自然的能动的创造物。三是从人的内化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作为人化，既是外化也是内化，即是说既化物也化人，在改造客体的同时改造自我。这两者都是文化的能动性的表现，而后者更突出、更本质。“历史无非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已”，人没有自我意识、自我反思、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谈不上有目的的活动。从人的内化来把握文化，就把“文化”与“实践”、“历史”的概念较好地区分开来。人的内化是心、智、德的发展，心表现为艺术，智表现为科学，德表现为价值观和信仰。这些方面构成了文化的具体样式。四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与文明既相互重合又相互区别，就其体现人的能动性自觉性上，两者有着共同点，区别在于文化是人的能动的精神活动及其过程，突出地反映为人的情感、思维能力的状况，价值观念的指向，从社会发展尺度上它有积极与消极之分，而文明是人的能动的精神活动的成果，而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人化自然及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变迁上。可见，文化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灵魂，它把人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又把人与人区分开来，它永不停泊，永不满足，驱动着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
4 研究文化的目的是推动文化进步，而文化哲学则以探寻文化进步的动力、机制、规律为己任。现代化已经或正在引起人类经济、科技的巨大进步，但是它又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引起各种形式的文化危机。那么，什么是文化进步？如何实现文化进步？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国文化进步？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人类文化进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是文化哲学的现实使命。而在说明和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说明和回答的是文化能否进步？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起码有三种文化理论在本质上对文化进步持否定的态度。一是文化倒退论。这种观点从一种设定的完美的人性出发，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心智和道德总体上呈堕落的趋向，恶总是战胜善。如孔子把封建制度对奴隶制度的胜利看作是礼崩乐坏，卢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出现并没有抱欢欣鼓舞的感情，而激烈地把人类的文明史批判为人类的疾病史，把文明进步看作是人本身的退化。二是文化相对论。这种观点从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每一民族、每一地域的文化都是独立的价值体系，它们之间没有贯通性，也就没有可比性，没有优与劣、高与低、进步与落后之分，既然文化的发展及其价值没有一种衡量的普遍标准或尺度，那么文化的进步就无从谈起。三是文化冲突论。这种观点从割裂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出发，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并没有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反之引起民族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将取代经济冲突、军事冲突而成为未来世界的根本矛盾。只看到冲突而否认相互借鉴和共融，人类文化必然看不到进步的前景。马克思在吸取法国现代政治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不仅确认文化进步的观念，而且赋予文化进步观念巨大的历史感和科学的内涵：文化进步的主体是人，社会历史过程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过程，文化进步在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自我优化中得到实现；文化进步是社会客观规律运动的必然结果，人与自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由低向高的无限上升；文化进步是在无数个性冲突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冲突与融合、飞跃与渐进、异化与复归始终贯穿于文化进步的全过程，因而这个过程决不是一直向善、一直向前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停顿、倒退、代价、痛苦的过程。
5 从心、智、德去界定文化的内涵，文化进步就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表现为人的个性、感情、欲望、意志的丰富，表现为反映人的自由个性的、愉悦感性的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小说、诗歌、戏剧等及体育竞技水平的发展；二是人对客体认识的深化，包括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和思维内容的丰富，反映为人认识自然、社会的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完善和发展；三是人的德性的提升，也就是“善”的取向和观念的发展，反映为各种关于社会终极理想和宗教信仰的变化，它是一种对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价值判断。判定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文化进步与否，不能只看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因为“进步”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客体与主体、必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相互关系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判断文化进步，要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由于生产力的驱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大工业的商品、货币所摧毁，而今，传统工业又逐渐被现代高科技产业所淘汰，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过程，也就是人的文化本质的外化过程，人的心、智、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简单走向复杂、从低级走向高级。一种文化的进步，或者说一种进步的文化，首先就是适应社会客观规律，促进历史进步，而不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对立面。历史主体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历史进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价值尺度，也就是反映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发展的尺度，也是判断文化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标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人本身，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的自由本质，即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优化自身。文化的进步或进步的文化，根本是提升人的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精神自由，使人一步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社会生产不仅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是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生产出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物质需要，而且生产出日益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精神需要；不仅在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的基础上生产，而且在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下生产。人的幸福快乐和谐完善，是文化进步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准则。
6 判断文化进步，还要坚持个体尺度、群体尺度和类尺度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有自我意识有个性当然是有生命的个人的根本特征，“我思故我在”。现实的精神生产，尤其是它的创新和发展，大部分都是由有生命的个人所承担的，这是它区别于物质生产的显著特点，因此，反映个性表现个性发展个性是文化进步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有生命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众之中，随着交往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阶级、民族和国家。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对人的个性产生极大的影响，任何文化无不打上阶级、民族、地域的烙印，各民族文化接触、冲突、交融，推动着人类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是否体现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是一种文化能否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内在要求。个体、群体的差异性并不否定人类共性的存在，这种共性是由人得以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实践活动的品格所赋予的，它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表现为社会性、自觉性、能动性。随着主体对客体认识和改造的不断深入，主体之间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展，这种共性必然随之增进、丰富和提升，而这个过程又是伴随着类本质与民族性、个性相互矛盾相互交融的过程。我们为之奋斗的未来共产主义正是从本质上消除了这诸矛盾的自由人联合体，即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之间自主结合而成的联合体。反映和增进人类共性不仅是文化的功能和使命，而且是文化冲破个体、群体的局限性和地域的狭隘性，融汇为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的必要前提。要求个体尺度、群体尺度和类尺度的统一，必然引出文化进步是整体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结论。否定文化的整体性，必然导向文化相对主义，进而否定文化进步的意义和进步的趋势；否定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导向文化专制主义，窒息文化的活力和生机，使文化不是为了人而是压抑人、敌视人。
7 人的进步与文化进步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过程，是历史地发展的。“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③与人的历史一样长，文化进步历经了以人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生成阶段、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阶段，并向以人的自由联合体为基础的全面发展阶段迈进。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共同体，是人存在、活动的基础。这种狭隘的活动、交往方式使个人一方面作为生产劳动的主体被共同体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他“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相应品质，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人的品质、能力、眼光的狭隘性，是这一阶段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是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起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地域、民族等各种狭隘性，使社会生产和交往得到日益普遍的发展，以上帝（神）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转化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图景，黑格尔称之为一次“壮丽的日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一方面导致人的本性的异化、德行的异化，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人的普遍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④文化进步中的这种内在二律背反只有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不仅是由于社会化的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终于成为世界图景的真正的中心，文化作为直接体现人的本质的东西终于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马克思豪迈地预言，在未来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⑤对文化进步的这种历时性探讨，可以深化我们对人类进步历史的认识，从而构成了认识历史运动的新视角和新途径。
8 推动着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运动。从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最初产生到当代人类知识的急剧增长，无不是源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实践作为主客体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中介和桥梁，规定着一定时代文化的性质、功能和使命。然而，实践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不是简单的直观的过程，它必须通过主体内部的精神运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内部精神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构成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根据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客观分析方法，一般可包括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
文化选择和文化批判。文化选择的实质是主体对文化传统、文化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无论个体的成长或群体、民族的发展，文化选择都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只在于是自觉地、理性地选择，还是不自觉地、盲目地选择。自觉的文化选择，是主体自我意识唤起的显著标志，合理的科学的文化选择，是主体展现和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前提。维护主体文化选择的权利，提高主体文化选择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文化选择的核心是文化批判。在自由自觉的主体面前，没有天然合理的、十全十美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作为实践的反思和超越的文化，批判永远是它的活的灵魂，它在对传统文化的严肃的批判的同时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在对现存文化模式、文化思潮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在批判中选择，在选择中扬弃，在历史和价值的交合点上寻找和开创文化现代化的合理道路。
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文化批判的过程贯穿着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的双重运动。文化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本质外化为实践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内化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维护或否定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社会地位和存在的合理性是冲突的焦点。文化冲突于个体，表现为个体的深刻的内省和再认识运动；于社会，则表现为残酷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斗争，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文化冲突必然导致原有文化同一性的解体，形成新的文化的同一性。没有这种文化认同，也就不会有主体的认识构架、价值体系乃至生存方式的存在和发展，没有维系群体、民族内聚力的稳定的精神特征和标志，也就意味着群体、民族的消亡。文化认同以语言、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为中介，以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信仰的认同为核心。现代化运动不仅需要经历渐进式或飞跃式的文化冲突过程，而且需要经历不可逾越的文化认同过程。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落后的社会形态的取代，发端于文化冲突而完成于文化认同。
文化积累与文化创新。人的生命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运动中延伸是通过文化积累和创新实现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机体的遗传基因，它不会因个人、群体乃至一代人的逝去而消亡，它超越个体、群体和时代的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积淀，整合为“传统”“遗产”，成为新一代人乃至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土壤，以获得性遗传和人际教化等形式不断推进人的心智的发展和提高，正如一位学者曾说：人一代一代地逝去了，而文化还活着；文化以仍然生存着的人的活动而“活着”。每一时代的人们出于创造本性和终极理想的追求，都会从自己实践的任务出发整理、评价、挖掘、吸纳、弘扬前人的文化成果，从而把每一时代的语言、宗教、艺术、思想、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汇入到人类文化进步的无限的历史长河之中。然而，一种文化当其取得支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主导精神体系的地位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惯性力量，甚至自我膨胀为一种外在于人压抑人的异化物，“死人压迫着活人”，人成了自己本质异化物的奴隶。当这种文化导致人的心智的扭曲、低下以至不能有效地应对自身发展和外部挤压的挑战时，文化危机就产生了，文化创新就成为历史的推进器。这里所说的文化创新不仅是指文化内容的激活，更是指整个系统模式的革命和转型。它是原有价值体系、心理定势、思维方式的解构，也是新的观念、思想、规则的建构；是传统惯性的消解，也是传统精华的重铸；是社会生活的变革，也是人身心的新生。这是文化从异化向其本质复归的历史必然，人、社会、文化就在这种异化与复归的二重运动中不断进步。完全可以说，文化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民族的兴亡盛衰。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机制的竞争。文化只有在世代积累和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赋予新的内容与形式，才能以经久不衰的魅力扎根于、浸润于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不断发展的人。
9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社会、人的极其深刻的变化，规定着当代中国文化进步的方向、内容、形式和目标。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当代中国文化也面临着转型的迫切任务。首先要建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称之为民族精神，或国魂。中国文化传承数千年而未衰，在于它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品格，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情操，威武不能屈、贫穷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气节等等。千百年来，这些精神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反之，它构成了中华民族战胜各种内乱外患，跨越兴衰沉浮，奋力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精神脊梁，是中华文明历经时代更迭而始终维系着、发展着的精神支柱。然而，这些文化精神是在自然经济的社会土壤中形成和流变过来的，面对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它必须在与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中，在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得到拓展、深化和提升，融进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现代精神，如平等精神、竞争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等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为中华民族实现跨越式跳跃的现代化运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展现出东方泱泱大国既继承传统又反思传统，努力赶追世界大潮的不屈的决心和精神风貌。其次要建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评价标准和理想取向，是维系民族的协调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的无声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以重“善”、重“义”、重“整体”为维度构成了它的价值体系。“善”是内在的德性修养，“义”是外在交往要求，“整体”（或国家、或民族、或家族）是“善”和“义”的指向。反之，不重“真”，即轻视对客体的科学分析，不重“利”，即鄙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不重“个体”，即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创造精神，由此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另一方面。如果说，这种传统文化价值造就了中华民族崇德崇美的精神境界，那么，它在为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提供动力和目标上都是力不从心的。为了适应、推动和导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整合出“善”与“真”交融，“义”与“利”并举，“整体”与“个体”互动的文化价值系统，以形成既有浓厚人文传统又有理性的科学精神，既有个人自由发展又有社会整体合力，既充盈勃勃生机又保持协调稳定的社会氛围。再次要构建与现代化相应的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是文化价值的外化，包括决策、管理、评判等各个环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断变化，但追踪历史的轨迹，不难看到，它是一种以“唯上”“唯一”为特征的强调高度一致的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主导文化的认同，民族传统的维护，但却不利于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不利于各种文化流派各种文化形式的竞争发展。如何适应当今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价值取向多维度的现实状况，营建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指导下多元文化、多层文化共存和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和机制，促进文化决策多层次化，文化管理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进步的重大课题。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多层文化互补共存的格局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的磨擦和冲突，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大众文化与理性文化、技术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可以确信，按照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方向构建起来的中国文化，将既是现以确信，按照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方向构建起来的中国文化，将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浸润着历史传统中全部精华成份的；既是大众的，同时又是体现社会思潮的方向的；既是科学的，同时又是给予人慰藉、激情和希望的。
10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不管人们是举起双臂欢呼它还是恐惧地诅咒它，这股大潮正在以加速度从西方向东方，从现代化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席卷而来。离开全球化谈论文化进步，显然没有现实意义。就其发生而言，全球化是在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而获得迅速推进的，它发端于十七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正如马克思当时所预见的“历史向世界的转变”；就其内容而言，全球化迄今主要是经济学的概念，意指金融投资、贸易经营、信息传播等日趋世界一体化，但政治、文化必定不能游离于这股世界潮流之外。有没有文化的全球化？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就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⑦全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在冲突中走向整合的渐进过程，是一个以个性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充分发展为基础的类文化日益丰富的过程。只看到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区别和冲突，否认它们的共同性普遍性，会导致文化相对主义，进而否认文化的进步的可能；只看到文化的融合和趋同，无视各种文化价值的相对独立性，会导致人们放弃对文化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应有的警惕。文化冲突是文化整合的必经环节，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的辩证扬弃和合理选择，二者统一于全球化的全过程。从局部和暂时看，冲突的倾向强于整合的倾向，从整体和未来看，整合的趋势则强于冲突的趋势。目前全球范围至少存在四大矛盾的冲突和整合。一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和整合。几百年前，社会主义思潮的“幽灵”在欧洲的出现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的震撼和恐慌，而战后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文化又乘着全球化的浪潮对社会主义文化大肆挤压。“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全球化在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革和创新，为社会主义作为“自由的联合体”理想境界的实现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社会主义价值随着全球一体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号召力和无穷的魅力。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整合。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马克思语）。西方文化借助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方式，推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对强调人文价值、整体价值的东方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迅速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亚洲经济强劲持续发展，亚洲价值也得到广泛承认，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需要我们对亚洲模式、亚洲价值作一番理性反思，但历史毕竟证明了“西方模式万能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破产。无论西方价值还是东方价值，都不得不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洗礼，整合出一种与人类可持续协调发展相适应的个体与整体、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价值观。三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和整合。全球化在冲击自我封闭的民族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打破了民族文化的自我同一性，后发性发展国家是如此，原生型现代化国家亦如此。对前者来说，参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工业化国家资本、产品的涌进，而且是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的渗透，本土文化逐渐失去以往的教化、认同、疑聚的地位和功能，民族价值体系面临分裂的空前危机；对后者而言，全球化犹如飞来去器，使它在大量输出产品的同时，不得不输入其他国家的产品，在输出它的文化的同时，不得不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难怪有些西方学者提出西方文化正在出现认同危机。“我是谁”的问题，不仅困扰着次发达国家，同样也困惑着发达国家。本土文化、民族文化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认清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利弊，自觉地以历史发展和民族利益为尺度，吸纳外来文化之精华，改造复兴本土文化，使之融汇到人类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之中。四是个体文化与类文化的冲突和整合。全球化把现代市场经济带到世界各地，但也带去了它的异化现象。大众文化、工业文化似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它以通俗流行为特点，以青少年为对象，以大众传播渠道、互联网为媒介，昼夜不停地复制并销售到全球每个角落，即使穷乡僻壤也不能例外。不同民族的青少年在追逐、接受同一风格、同一品味的流行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却自身的个性。与此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由于以高新科技的应用为基础，以现代产权关系、分配关系、管理方式为载体，又为克服异化现象创造了必要前提。它促进了人在不同产业、岗位的自由流动，拓宽了人跨国度、跨地域相互交往的空间，激发人的自主创造精神的发挥，呼唤着人的平等民主权利。这是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识不断增进的过程，也是个人的个性、自由不断丰富的过程。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的自由发展的一致，将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全球化的历史推进为这二者的统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第56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2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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