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革命、建设、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为了切实改变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精神懈怠的状态，有效地反对形式主义，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战略创新，有必要从哲学的层面来研究问题观，提升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一、问题观与哲学观
问题观是一种世界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世界总在运动、变化、发展，其根源在于矛盾，矛盾是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生生灭灭的根据和动力，这些矛盾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就产生了问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的矛盾，在推动一切生命不断进化的同时，提出了优与劣、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等等问题。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提出了个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革新与保守等等问题。矛盾和问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不管你喜欢也罢，厌烦也罢，承认也罢，否认也罢，只要地球转动着，人类生存着，那么问题就永远存在着。一个人想要永远摆脱问题的纠缠，就如同一个人企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思议。所以，怎样看待问题，关系到怎样看待世界的性质，怎样对待世界的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承认世界的变动性和规律性，就不能不承认矛盾的必然性和永恒性，就不能不承认问题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正是问题的不断产生、不断变化、不断解决，构成了世界的动力源泉，推动着世界的演化和人类的进步。正是从自觉的矛盾理念和问题意识出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问题观是一种历史观。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人类历史是由内在规律支配的，还是由偶然事件堆积形成的，是个人意志或强权决定的，还是无数意志冲突的合力所使然的，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目的性能否统一，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历史观的重大分歧。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演化，而这种矛盾运动是通过时代问题显现出来的，通过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不同的问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性质和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要求把生产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资本和市场开辟道路；而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把生产力从资本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开启人类解放的新纪元。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资源和技术的竞争，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主要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还是科技竞争、创新能力竞争，都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问题，都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现实状态，任何阶级、政党、社会力量要想引领历史潮流，都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制定策略，提出口号。各种各样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学说和观点，都不能回避对时代问题的判断和分析，以及在对待时代问题上划分不同的流派。
问题观是一种认识论。有一种说法，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或者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在这里，问题是一种“视域”、“视野”、“眼界”。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清醒，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不清醒，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向、道路、动力等等的不清醒，使我国社会主义进程遇到很多挫折，走了很多弯路；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误又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运用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式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原则，导致了党的指导思想“左”的倾向越演越烈，难以纠正，最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里产生的问题是认识和理论要不要与实践相结合，要不要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不要以实践作为衡量的标准。历史表明，问题的产生往往与认识路线、认识方法密不可分，与思想视角、思维方式的转换密不可分。囿于原有思维方式的束缚，人们往往自设思想禁区，习惯于按既有原则、理论来思考和评价，遮蔽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这里，一切都没有问题，甚至谬论被当做真理，错误被当做成就。而一旦人们把思想从牢笼中解放出来，理性恢复权威，真理驱除盲从，人们就会发现一切原则都要重新评估，一切思想都要在实践法庭上受到审判，在内心和外界都展现了广阔的“问题”天地。正如黑格尔兴奋地评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带来了理性的新时代，是一个用头站立的时代，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重新评价。恩格斯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2]
问题观是一种价值观。问题是主体对客观现象的一种判断。人作为主体，必然依据一定的目的以及一定的利益诉求对待和处理与客体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价值关系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并会作出不同的判断。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以往的哲学的出发点是解释世界，因而它们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本原及其和思维的关系。即使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也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而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解放为历史使命，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实践，落脚点是改变一切现存的制度，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问题”，实质上是提出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家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当哲学家们陶醉于找到世界本原和规律的幻象中，马克思却看到旧哲学存在的问题，看到旧哲学与历史发展和人的价值要求渐行渐远的危机，提出了哲学革命的任务和方向。人们总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出发提出问题、判断问题，看待一种理论问题是如此，看待一种社会现实问题也是如此。如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前提下运作的，具有资本、技术、市场先发优势的国家无疑能捷足先登，获得巨大利益，而后发国家和地区由于先天不足，往往不具有话语权和竞争优势，容易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加边缘化，不仅有可能在经济上落入发展“陷阱”，而且有可能在文化上落入无所适从的“失魂”状态。只有从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出发，洞察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参与全球化中清醒地坚持经济文化安全战略和跨越式发展战略，才能赢得主动，赢得发展。
问题观是一种方法论。认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问题性质的正确把握，还有赖于主体的行动方式和方法选择。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方法论问题，包括思维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因为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列宁指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对症下药，才能增强行动的自觉性、可控性和有效性，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毛泽东说过，过河的任务确定以后，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过河的桥和船。这里的“桥”和“船”，就是工具、方法。不正确的方法会导致把问题简单化或复杂化，甚至导致行动失败，古人说的“欲速不达”、“南辕北辙”、“过犹不及”，是对错误方法造成的危害的总结。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主题，大量存在的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类矛盾和问题，应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理教育的方法、民主的方法。邓小平深刻总结“文革”把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化，从而导致民主缺失、思想僵化、鸦雀无声的严重教训，提出对思想认识问题采取“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即使是要不要改革开放问题，也是认识问题，不争论，允许看，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渐取得共识。善于从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的互动中发现问题，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中分析问题，从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转化中把握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方法论自觉的高度破解难题，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二、问题的哲学是实践哲学
问题是人的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从自然灾害问题到社会冲突问题，从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到人的心理困扰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拷问人类的智慧和能力。这些问题反映到哲学上，对客观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根源以及人的本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特别是在人的意识能不能正确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上，亦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说体系。马克思在分析以往哲学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误区的认识根源时指出：“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实践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判断问题的根据，是人的思维现实性和思想能动性的确证，因此，问题的哲学实质上是实践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基本原则。
哲学变革源于人类的新实践。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对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认识，在科学技术激发出来的人的精神、意识、能力面前，哲学家们陷入了环境改变人还是人改变环境的二律背反之中。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不是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把人的思维和历史的主观能动性丢掉了，陷入了机械论的误区而失去说服力和真理性。如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否认实践对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正是“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5]而唯心主义较之旧唯物主义“聪明”之处，是发展了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因而更接近真理。黑格尔以实践、劳动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来解释意识的力量和世界的进步。“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然而，唯心主义说到底是不理解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劳动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不过是精神在自身内部的不停息的旋转，结果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马克思以“革命的实践”，科学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开启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既是以存在对思维的本原性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去解释思维和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又是以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的辩证法为内容去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实现了唯物论基础与辩证法内容的统一，成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8]
现实的实践产生现实的问题，而现实问题又是社会实践的动因，推动实践的生生不息和不断深化，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在问题与实践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不断前行。作为现实的人，生存问题或生存需要推动着人类实践。实践的任务并不是哲学家们臆想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9]作为社会的人，利益问题是实践的直接动力。实践既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生产实践，也是连接人与人的交往实践，前者形成了生产力，后者形成了生产关系。“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0]最初的分工导致了个体、家庭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而后阶级的分化和发展导致了不同群体、阶级、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的全球化又带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新的利益博弈。正是利益的对立统一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实践的深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1]既承认实践的中心地位，又承认需要、利益问题与实践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巨大的现实感、历史感，体现出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
认识问题能力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是同一过程。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的认识器官，实践活动内化为人的思维活动，实践结果证明了人的认识的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2]每一实践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答案也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结果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人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这个矛盾推动人类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推动着人类不断迈向认识和实践的自由。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问题哲学与经院哲学划清界限。问题哲学关注现实生活、日常生活，直面工业化、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对现实生活的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进行概括和回答；它关注现实的人的命运，致力于分析现代人的生存条件和精神境况，揭示发展人的价值、能力、个性和现实幸福的趋势和规律；它着眼于社会变革，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社会制度，促进人类解放提供精神动力、指南和方法。
三、问题的哲学是反思哲学
问题是在人的不满足现状的情况下产生的，人的永远的不满足在于人的精神本性。人的存在本质上是精神性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有着食、色等本能，但作为或称得上“人”的与动物不同的类，自由自觉是他的本性所在。法国先贤祠里刻着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就是强调生命的价值是自由，失去自由，犹如行尸走肉。马克思用人与蜜蜂作比较，指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特点，使人成为万物之灵：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
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3]由于人是有目的的自觉主体，因而他不仅适应环境，而且要改变环境，使之服从主体的需要，转化为人化自然。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世界不能满足人，人以自己的意志改变世界”，因此，问题总是以这个形式那个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要求人们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
问题意识是主体反思意识，反思是主体的活动方式，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根本特征。古罗马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道出了人的永恒的困惑和永恒的使命。人作为主体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随着反思能力的形成发展而从客体中分离开来的。在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认识发展中，始终伴随着对自己身份、性质、使命和目标的认识，也就是自我认识。马克思用“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能力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4]以自己的生命活动和思想活动为对象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主要形式是“内省”。作为能动的主体，人不仅对自然环境永不满足，而且对自身心智永不满足，在不断拷问头顶上的星空的同时，不断拷问心中的道德戒律。为了追求行动自由，人总是希望做到“自知之明”，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认知、情感和意志进行调节。可以说，有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有没有自觉的反思精神，取决于有没有完善的自我意识。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非常重视自我意识的研究。康德提出了“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前者指个别经验的主体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感知和想象；后者指先于个体主体而存在的认识形式、能力和功能。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看做是“绝对理性”的一个必要环节，通过自我意识，“绝对理性”达到自我认识、自我实现，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和主体。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中继承和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既反对到主体外寻找所谓一般的精神，主张把精神还原到人的形式，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5]同时又指出不应把自我意识的自由本性抽象化、绝对化，而应面向纯粹理论之外的实践，“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16]
人类发现和认识问题能力的提升总是与反思活动相结合，实践每前进一步，对行动的反思也深入一步，从而对问题的认识也达到更加全面和深刻。当人们在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取得初步的甚至重大的胜利时，如果盲目自我膨胀起来，过于迷恋意志的力量，蔑视客观规律，就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以西方殖民者在拉丁美洲的掠夺行为为例，指出，“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17]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只有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相和谐、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问题，人类才能把握自然规律，正确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实践是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源于思维方式问题，反思实践问题不能不导向思维方式问题。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其本质是对思想的思想，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批评过于追求现实利益而远离“精神家园”的潮流，提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驰骛于外界，而应回到内心，转向自身，徜徉于自己原有的家园。思想的凝结和积淀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思想的框架和习惯，反映思维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如果说，实践决定人们为什么思想，那么思维方式决定人们如何思想。认识问题、认识矛盾，认识的能力和特性，认识中的真理和谬误，都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哲学逐渐由重在研究客体问题转向重在研究主体问题，重在研究主体的认识、心理、情感问题，这体现了科学技术巨大进步下学科分化的规律，体现了人类追求精神自由的要求，也体现了哲学作为智慧学的本性回归。恩格斯晚年对哲学的这种“反思”本质，对研究思维方式作为哲学反思的使命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18]在《费尔巴哈论》中，他又强调：“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9]
四、问题的哲学是批判哲学
问题的提出源于对现存的不满足，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剖析，对自身思想观念和方法的反思，这种反思必然导向问题的批判，在批判中总结历史、发现规律，澄清现象、揭示本质，暴露谬误、达至真理，因而问题哲学本质上是批判哲学。著名学者贺麟认为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善于发问题的哲学家，一类是善于答问题的哲学家。发问题的哲学家，喜欢批评、怀疑，反对旧传统，提出新方向，大都是开风气、创学派的哲学家。”[20]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面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它从来不屑于隐藏自己的“批判”立场，“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1]马克思宣称自己的哲学是“批判的世界观”，认为新哲学的优点不是教条式预料未来，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在评价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贡献和缺陷时指出，这种批判提出了一个连费尔巴哈都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正是这个问题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22]
问题的提出往往是由于人们感觉到乃至认识到“不合理”，如果说解决问题是把“不合理”转化为“合理”，那么哲学批判就是重建合理性。恩格斯针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论断，评价黑格尔哲学中保守和革命的二重性，引申出如下观点：“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23]恩格斯把合理性与现实性、必然性、革命性、批判性联系起来分析，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变革是对包括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批判精神的扬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和解构现实中重建合理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重建的合理性是历史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也就是生产力标准和人的标准的统一，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清理思想地基，批判资本主义，剖析社会主义运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出发点。
批判既是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现实社会的批判。反思和批判现存的意识形态，是思想变革的直接前提，是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革命的必要的基础工程。然而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回音，离开社会实践的纯粹批判必然导向理论的不彻底，理论不彻底就不能掌握人。马克思肯定德国当时的宗教批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但是如果企图通过创立一种新宗教代替旧宗教达到人的解放，那是“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我们需要从人自我异化批判进入到人自我异化的根源的批判。“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
批判不仅是对象性批判，而且是主体自我批判。认识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理论创新和发展，凡重大的理论创新，既是思想主体对现存认识水平和理论成果的突破和超越的过程，更是思想主体对自身认识结论和思维方法不断反思和扬弃的过程，是外在对象性批判和内在主体性批判的统一。马克思在早期理论活动中，通过从书斋转向社会斗争和现实研究，从青年黑格尔批判转向唯物史观思想探索，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和哲学的变革。他认为进行哲学意识上的斗争和革命，“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自我批判的典范，他们从不把自己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观点、结论当做万古不变的信条，当做人们“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25]而是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因而历经沉浮兴衰，马克思的学说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自我批判精神的自觉的继承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打破精神迷信和自我封闭，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从理论上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的过程，就是不断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创新发展的过程。
[参考文献]
[1][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190、258页。
[2][19][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257、216页。
[3][4][5][7][9][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5、77、55、79、2页。
[6][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273页。
[8]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10][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9、73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12][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3-574、522页。
[13][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112页。
[20]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