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概括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的科学理论的时代价值，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十七大报告在指出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核心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求把正确认识、处理和统筹各方面发展、各种重大关系、各种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全过程。对方法的高度重视，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一大特色，更加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达到了可贵的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更加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探讨统筹兼顾方法的哲学意蕴，对于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取得成功的过程，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丰富发展“方法”、“方法论”的过程。所谓方法，是指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工具、手段。运用一定规律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是思想方法，运用一定思维框架去指导工作、解决问题的是工作方法，而方法论则是方法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给予全世界无产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但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不是可以生搬硬套、包治百病的教条，而必须在认识和解决各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加以丰富和发展，必须转化为适应时代变化和具体国情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于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创新，而且需要推进方法的创新。高度重视方法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首先提出方法问题。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要求红军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专门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总结出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民主——集中——民主、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等方法公式，他还总结出“弹钢琴”、“解剖麻雀”、“两条腿走路”等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在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束缚，开创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方法的理论和原则。他反对思想迷信，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多次发表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谈话；反对治国理政中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提出了“两手抓”“摸着石头过河”“共同开发”“一国两制”等治国方略和领导方法。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变局和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新国情，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片面性、机械性，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对重大关系。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改进方式方法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①。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方法的探索到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的概括，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正在走向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
方法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有着内在联系。世界观关于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运动变化方式的观点体现为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总体性方法，历史观关于历史主体、历史过程、社会结构的观点体现为人们的社会分析和社会建设方法，价值观关于主体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的观点体现为人们的主体建构方法。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进步发展与党的基本理论、执政理念、发展战略、价值取向的与时俱进紧密相联，相互促进。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兼顾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调统筹兼顾，指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②，“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③但由于“左”的思想发展，这些正确方针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反而搞了大规模长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进程中，针对改革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提出“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从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出发，明确指出党的所有政策措施、所有工作，都要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的利益。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城乡发展不够协调、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人与自然不够协调的问题，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理论和重大战略思想，在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发展观、全球观上形成了新认识、新判断、新取向。党的基本理论的新突破、新发展推动了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新突破、新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凝聚着我们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凝聚着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活的灵魂。从哲学的高度看，它是一种强调普遍联系的系统辩证法，一种着眼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思维，一种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和谐的人本理念。
二、统筹兼顾体现了系统辩证法
统筹兼顾作为一种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理解把握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从理论出发点来说，体现了我们党不是用强调矛盾对立的传统思维，而是用强调普遍联系的系统辩证法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分为二是事物的根本特征，“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和谐产生于对立，“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斗争是普遍的法则，“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战争也是普遍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认识的最高峰，因而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矛盾学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深化，而赫拉克利特的这些基本观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再被强调和被发挥。
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它在近代以来克服形而上学的哲学变革过程中,在概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在总结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任何事物都是多种多样关系的总和，任何事物都互为中介相互联结，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方法论观察判断万物之间多维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势必把无限丰富无限生机的世界割裂化、简单化、凝固化。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等矛盾要素互动互生的复杂系统，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不同动机的人们所创造的合力交互作用过程，体现了系统辩证法的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这个方法是与主观社会学完全相反的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把社会看作处于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地配搭起来的东西④。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群、矛盾的质的多样性、多层次性的论述也包含了系统辩证法的思想。系统辩证法对传统矛盾辩证法的超越，就在于它强调矛盾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矛盾与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因素的不可分割性。传统矛盾论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它在不相容的两极对立中思维，尽管在依具体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领域中可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它每一次都有一个界限，一旦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在方法上和实践上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把系统辩证法全面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当今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
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看，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使命、新要求。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十七大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但是，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尤其是我国目前的发展正处在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矛盾突出；伴随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出现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普遍化；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的特点，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从社会主义这个本质属性出发，充分认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历史要求、时代意义和社会基础，摒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重构社会改革发展的哲学基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东方大智慧，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关系；走出一条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子。
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克服对科技功能和GDP的盲目崇拜，实现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思维方式的转换。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在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它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尖锐问题，使得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考验；它还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沦落、人际关系物化、人性异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尖锐化。此外，它还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突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与西方社会制度的性质有内在的联系，也与西方的主—客、心—物、自我—他人两分的思维模式有内在的联系，是受传统矛盾辩证法思维局限的结果。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的统筹方法论将有力化解现代工业文明的困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缓解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通过“和而不同”、“平等”、诚信、互利等价值观化解世界各种冲突和危机，从而促进人类文明走向和谐世界新境界。
方法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主客体关系的变动、主体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变化必然要求方法的变化与发展。随着时代的转换，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我们党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必然经历从革命思维到建设思维的过程。
革命思维是传统矛盾分析法的逻辑结论。在传统矛盾分析法看来，矛盾双方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易逝的，而斗争是绝对的、普遍的、常态的，为了达到对立面的转化，对保守方面的否定而达到质的飞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新旧所有制的交替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对抗和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否认，在阶级斗争或敌我矛盾占据社会主要矛盾背景下，我们以革命思维为指导取得了社会主义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在取得社会主义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下，面对建设和发展的和平环境，如果还继续依据这种理论思维治党治国显然就有其局限性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实践进行全面反思，突破了革命思维的桎梏，以建设思维为指导，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使我们党从原来主要领导无产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长期执政，带领人民搞建设谋发展的党。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根据时代特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发展目标，这是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本质进一步思考和理论创新，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需要以系统辩证法的建设思维为指导，团结和动员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力量和因素，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既要看到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矛盾各方的差异性、竞争性，又要看到社会各种矛盾的非对抗性及矛盾各方的依存性，促使各种矛盾在和谐社会的系统整体中得到合目的的转化和解决；既要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要代表全民族不同阶层的利益，促使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内达到利益协调和平衡；既要立足本国利益，提升民族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要以大国心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了实现这个伟大历史使命，要吸纳和激活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价值，形成最广泛的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共识。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价值观念、多种意识形态共存的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思想对话、比较中发挥引领作用；既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弘扬民族精神，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提高民族文化亲和力和竞争力，又要以全球化宽广视野，吸纳过去被贬斥为资本主义文化而实际上是体现人类现代化大趋势的先进理念。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⑤。
总之，从革命思维转向建设思维，就是要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任务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深刻地变革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从依靠人民的政治激情到依靠常态的社会治理，从依靠行政权威到依靠法律的权威，从依靠经验决策到依靠科学理性决策，从着眼于所有制的变革转为着眼于制度、技术、文化创新，从重改造、控制自然到重保护、珍惜自然，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思维方式上从重“破”到重“立”，从“一”到“多”，以建设性思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切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社会潜能充分发挥，让一切思想成果为我所用，创造一个既有统一意识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的社会生态环境。
四、统筹兼顾是一种人本理念
统筹兼顾取代斗争哲学，成为我党领导、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是与人本理念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斗争哲学之所以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它片面地强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由此机械地把自然矛盾运动与人类社会运动混为一谈，把社会对立面的斗争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固定模式和唯一动力，习惯于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寻找对立面，习惯于用斗争乃至对抗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于是，斗争成为目的，运动成为一切，而人成为革命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在革命和发展的名义下，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享受被漠视，从而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对立，使人的政治利益与人的经济、文化利益相对立，使每个人的发展与一切人的发展相对立。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运动是合客观规律性和合主体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与主宰自然界的自发力量不一样，社会历史运动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的自觉行动，社会矛盾运动是有价值导向的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是为了打破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关系，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都是以增进人的幸福快乐和谐为宗旨。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搞好统筹兼顾的理论前提。统筹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求从革命思维向建设思维的转变，而且要求从斗争哲学向人本理念的转变。人本理念坚持人的价值是最高价值的观点，坚持人的价值实现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全部人类进步史无非是一部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程中达到自我解放的历史，是一部从人性复归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阶级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从经济解放到政治、文化解放的历史。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高举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旗帜，在于克服阶级的利益分立而达到一切人的公平和谐。把人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必须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入手，统筹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充分尊重全体公民的决策权、管理权、知情权、监督权，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志，也倾听少数人的意见，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当家作主的神圣的民主权利；必须在经济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公平、文化公平、教育公平，全面发展人的能力，激发人的创造活力；必须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防止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更多地关怀困难群体，保证正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并落实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是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的主体条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中得到实惠，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⑥。胡锦涛总书记在这里透彻地论述了和谐社会建设中共建共享的辩证法，共建与共享互为目的、互为动力、互为前提，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性，贯穿于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建设、各方面利益的社会系统运动的全过程。
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仍然长期存在，由每个人发展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仍然存在，统筹兼顾方法的运用，并不否认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在共建共享社会和谐的大目标下致力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形成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分配机制、健全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阶层间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贫困群体救助机制、社会矛盾疏导机制以及宽容谅解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从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创造经济条件、制度框架和文化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性，促成矛盾各方的合作，在差异性中达到互动、互补、互利，促进社会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依，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②③转引自李如君：《学习毛泽东：在“三个代表”研究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④《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
⑤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⑥转引自《共建共享促和谐》，北京：《人民日报》,2007年3月1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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