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扑面而来, 它已从神话走向现实, 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显著特征。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经济形态, 而且必将对世界的政治、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而使人类文明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深入分析全球化进程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把握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明冲突与整合的规律,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一、 全球化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阶段
迄今为止,全球化仍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 极大地提高了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度。从目前看,全球化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贸易自由化, 二是资本国际化, 三是生产经营世界化。全球化的实质是现代化和一体化,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为更广阔的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扩张开辟了道路。尽管全球化这一现象已备受瞩目,然而,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随着二十一世纪来临,它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迅速推进。
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如此迅猛,以至可以说,它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影响还无法准确估量。怎样认识全球化？怎样评价全球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这是我们在世纪之交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西方学者对全球化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 一是欧美中心论。其代表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他在《历史的终结》 、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等著述中认为,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巨大变化,这些根本性变化意味着西方思想的胜利,这个思想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政治的自由主义和经济的自由主义,这种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二是民族中心论。出于对“ 欧美中心论”的反叛,文化相对论者认为人类文明不存在共同的判别尺度和发展规律,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独立自在的体系, 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表现于特殊价值体系中的特殊文化传统,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无法比较,各民族的文化均无“ 落后”与 “ 进步”之差别,这种文明观念实际上否认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 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三是冲突论。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 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的断层是未来的战线。“ 文明的冲突”将取代军事冲突、经济冲突, 而危害 21 世纪的全球政治。亨廷顿的“ 冲突论”实质上是“ 欧美中心论”的翻版。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探索和把握世界发展的过程、 特点和规律为自己的使命,对全球化的趋势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嬗变作了深刻的预见和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当美、法、德等国继英国之后完成工业革命,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初步形成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天才地发现这种变化的根源和巨大的历史意义及其生长前景。“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使分工的规模已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 ①资产阶级用火与剑在全球开拓商品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国的工业生产, 使用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 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②他们认为,这种变化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始。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③“世界历史”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④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物质生产世界化的过程,而且是精神生产世界化的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各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⑤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以及它对物质生产、 精神生产一体化的巨大促进作用。
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浪潮、改革浪潮的兴起,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世界的特征、矛盾、趋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观和时代观。他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 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⑥处在开放的当代世界必须要用全球眼光、人类意识来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 正确地制定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战略决策。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⑦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⑧根据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的划时代判断, 他提出了一系列带规律性和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国际战略观点:（1）在矛盾对立中谋求共存和合作。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穷国与富国、小国与大国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使矛盾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交流和合作。贫困的南方固然需要富裕的北方的资金和技术,但富裕的北方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南方的发展,“ 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 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⑨即使是国家之间的主权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可以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前提下取得共存, 为此提出了“主权搁置、共同开发”、“一国两制”等著名的伟大构想。（2）在主客观的统一中争取持久和平。 战后各国之间的竞争从军事的竞争转向经济的竞争,特别是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随着多极世界的形成,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的威胁在减少。然而,实现持久和平,既需要具备经济、 政治的客观基础, 更需要人类形成共同意志和愿望。小平同志强调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 他说：“ 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 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因此,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 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⑩ （3）在东西方互动中促进人类文明的整合与进步。西方文明是在征服东方的血与火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道德价值观中腐朽没落的方面必须抵制,然而,东方又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 在学习西方中赶超西方。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首先要学习人类文明发展中带有共性的东西,如市场经济、现代管理方法、现代化科学技术和有价值的文化观念等等,同时,东方国家又必须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在振兴民族经济的同时实现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他提出,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要赶上和超过西方,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也要超过他们,到下一世纪初,中国对世界应有更大的贡献,通过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实现环太平洋的腾飞。邓小平关于全球战略和全球文明进步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正确分析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文明整合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二、 文明整合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全球化进程中文明整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变化,人类的变化。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 文明整合的时代要求
时代主题是世界范围内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现状和趋向的综合性反映, 也是人类主体对世界客体的一种理想指向。一个多世纪以来, 世界历史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转换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文明冲突走向文明整合的过程。
战争与革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工业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然而,这种经济本质上是以土地、能源、矿产等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经济,它建立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分裂的基础上。当工业经济发展到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必然导致寡头政治。寡头之间掠夺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对立, 在国内则表现为阶级对立,这时战争与革命就变得不可避免。这些战争和对抗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时也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冲突。这些冲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等各个方面。工业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 它所引起的文明冲突随着这种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世界化,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整合也日益发展,然而,文明冲突的趋势占据主导地位。
和平与发展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根本特征。战后, 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遗传工程技术为先导的第四次新技术革命的来临, 世界经济结构逐步发生重大的变化, 即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知识经济不是以自然的物质资源的拥有和使用为决定因素, 而是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为决定的因素。与工业经济靠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人的片面分工来实现增长相反,知识经济的增长建立在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各国从过去着重追求军事、政治的优势转为追求经济、技术的优势,从过去致力于自然资源的无限的占有转为对知识的拥有和人才的培养,从过去只注重一代人利益转为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尽管知识经济时代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但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展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美好前景。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转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文明整合取代文明冲突成为时代的主流。
（二）全球性问题的凸现— — 文明整合的客观要求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全球性问题--也就是关系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突出起来,这些全球性问题包括人口爆炸性增长,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此外, 核武器、 核污染对人类的威胁,粮食短缺造成亿万人饥饿（1995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目前每天有7.5亿男女和儿童挨饿）,也是不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 这些全球性问题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如此广泛和深远,以至不得不把每一个问题都提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加以考虑。人口增长过快与资源、经济、文化发展不协调,不仅会降低人口素质、造成人类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会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平衡,在创造工业文明的同时造成地球生物圈的损害,不仅使获得的经济效益为生态的负效应所抵消,而且使人类与环境的循环系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产业进步与人的素质不平衡, 不仅引起贫富分化,饥饿和社会动乱,而且会妨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马克思早有预见地指出,“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每一个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和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12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主客体关系的异化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不仅给当地居民造成沉重的灾难, 而且给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威胁。
全球性问题对全人类利益的重大影响迫使人们形成和增进全球共识,从而为文明整合创造了客观基础。“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它是唯一的,不可再生的；它既是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它的各个部分和各种因素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一个地区的局部的问题随时可能上升为全局性的、世界性的问题。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的价值观,而当这种民族价值观与全人类利益尖锐对立的时候,就不能不重新加以审视和调整。如美国社会高消费的价值观导致着这个少于世界 5人口的国家, 消耗着世界资源产量的1/3以上。据测算,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那样,那么地球上的石油储藏仅够用 1.5 年。除消费观,还有发展观、平等观、环境观、战争观、人权观等一系列的观念都需要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高度上,用“求同存异”, 逐步增进合作点和共同点的方式去协调,以解决人类当代迫切的问题。“文明冲突论”无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客观要求,呼吁着全球协作,平等协商,增进共识的新思维。唯此,才能使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矛盾面前, 在空前严峻的生态危机、价值危机的窘境中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路。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指出的:“ 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以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 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
（三）人类协同体的形成— 文明整合的主体条件
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的广博胸怀,在科学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指出,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 他在震撼旧世界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出的结论是:“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与共产主义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呢？“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整体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作为一种形式, 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 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它的本质是消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使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精神活动置于联合起来的人类的控制和协调之下,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现代化大生产在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同时,也创造着消灭这种异化现象的物质力量、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实质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以协调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行为,谋求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协同体正在形成。虽然阶级、民族国家仍然存在, 独特的利益仍然被强调甚至相互间有时发生尖锐的冲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经济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包括生产、技术、资本、金融市场在内的大网络,使各国利益的一致性、互联性明显增强,构成一个“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各方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成为制约矛盾冲突的基础。人类协同体既承认竞争, 更强调合作和对话,既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同时又要求民族主权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让渡。相对于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自由联合体而言,人类协同体仅仅是它的初级阶段,然而毕竟是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以国际性的组织机构为载体, 以国际共同承认、遵守的原则为纽带, 构成一个将各个民族国家联合起的巨大网络。人类协同体到目前为止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形态,但已经在国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波黑战争、海湾战争、中东和平、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解决,都充分体现了协同体的功能,它展示了人类必将以科学理性精神,以最无愧于自己本性的方式联合起来, 有效地解决困扰人类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问题。
三、 多重整合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文明必然的选择
在全球化的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或激化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矛盾、个体文明与类文明的矛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后发现代化文明与原生现代化文明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矛盾既是对立,又是统一,在对立中走向统一, 在冲突中达到整合,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一）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整合
全球化打破了民族的藩蓠, 把各民族文明都卷进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 然而, 它却是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为先导的。 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文明倚仗着经济、科技的优势, 造成了对工业程度低民族以及农业民族文明的排斥和压抑, 引起了这些民族文明同一性的危机, 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民族文明的同一性, 是指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或另一些群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互相承认和自我承认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 外来文明借助各种大众消费品的倾销, 影响遍及民族国家的穷乡僻壤, 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观和生活方式；随着跨国公司到处建立, 新科技和新生产方式的引进, 新的政治制度文明也悄然而至, 与原有的民族政治观念和架构形成直接的碰撞；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外来的价值观念的扩张, 民族文明的核心— 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危机。 而当文化危机导致政治、 社会危机时, 民族文明的主体, 特别是知识分子必然奋起抗争,在对外来文明理性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明作自觉的反省,高扬民族文化精神,维护民族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危机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民族,只不过采取不同的形式而已。 当西方文明的先发性优势在全球张扬之际,随着财富的剧增和征服的喜悦,清教精神被享乐主义取代,进取意识被自满自足意识淹没, 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下降,种族矛盾、“ 代际”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在加剧, 以至于西方许多政治领袖和学者都把重整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跨进 21 世纪的治国纲领。这些情况表明,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全球化的社会大变动中,都面临着文明危机和文明重构的任务。
现代民族文明认同危机发端于全球化,而它的解决也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为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整合开辟了道路。民族文明危机必然要求文明的重构,文明重构是一个对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判断、筛选、定向的过程, 它既可以导致民族中心主义,也可以导致民族文明的现代化、世界化。民族中心主义对本土文化非批判的肯定、继承, 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时期内有助于文明同一性的巩固和维系,但却以牺牲现代化,延缓发展为代价。合理的选择是以现代化发展规律为参照系,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在对民族文明的反思批判中发现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对民族文明和优秀成分的肯定中重构民族价值体系优势,在对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比较中找到两者互动和沟通的桥梁。这种反思和重建也许以自觉的、主动的形式出现,那么它会加速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的转化,加快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反思和重建也许以被动的、偶然的形式出现,那么它会导致民族内外矛盾的剧烈冲突,社会结构的巨大震荡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 无论采取那种形式,都是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转化的必经的一个环节,都伴随着催生新文明的阵痛,只不过这种阵痛的程度和时间根据主体的自觉与否体现出差异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在各个民族顺应世界潮流,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根据已有的传统和现实基础,在发展的模式、目标、任务上始终体现自身特色的这个意义上,才有普遍意义。世界文明的民族化与民族文明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民族文明,包括其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观念文明,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勃勃生机,返优秀传统之本,开现代文明之新。世界文明,从来也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它体现在多元多样的民族文明形态之中,是一个随“ 世界历史” 形成和演进的不断发展更新的过程,一个将各民族文明无声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扩大普遍性成分的过程。全球化将文明的民族化和世界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各民族的文明创新, 走向现代文明开辟广阔的前景。
（二）个体文明与类文明的整合
个体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 61然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个体与类又是对立的。马克思曾把历史归纳为三种形态, 即 “ 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格”联合体形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一、 第二阶段,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表现为群体对个性的压抑以及以物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只有在第三个阶段,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类的整体发展才能获得和谐的统一。全球化整合个体文明和类文明的作用,同样表现为双刃的剑。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使世界成为统一的巨大的市场,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异化劳动— —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活动之中,变成失去原始丰富个性的单面人。随资本全球流动产生了一种大众传播文化, 它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介, 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 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 它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 否定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和批判性；它崇尚模仿和复制, 在流水线般制造千千万万文化商品的同时, 把划一的大众审美标准和口味推销到每个角落的人群中去。 无疑, 这种文化造成了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压抑, 以个人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正是对这种大众消费文化的反叛。
自由自觉的存在是人的根本特性, 个体文明和类文明的矛盾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解决。 全球化一方面把工业文明制造出来的大众消费文化和异化劳动带到全世界, 而另一方面又创造着消灭异化劳动和文化压抑, 提高人的自由自觉的程度社会条件。 全球化从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超越, 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 以及新的文明观念。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多媒体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是生产信息化自动化的杠杆, 它以高度的综合性（将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熔于一炉）和充分的互动性（人与机器、 人与人、机器与机器的互动）深刻和全面地改变了已有的劳动方式。以多媒体为主要工具的劳动不仅仅要求体力脑力的机械的支出, 而且要求智慧的创造, 从而增强个人的主体性；自动化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界限和鸿沟, 在消灭工业时代的旧产业、 旧工种的同时, 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产业群和新的工作岗位, 造成了产业大军不断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移, 从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向技术含量高的工种转移, 促进了个人发展的全面性；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在生长, 资本的股份化、 社会化、 国际化, 使古典的私有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许许多多的白领阶层、 工薪阶层成为股份公司所有者, 加上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普遍推行, 使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界限在模糊, 反抗物的依赖性的个人独立性正在得到发展；在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催生了一种类文明, 其内核是以各民族文明中抽象出来而又普遍影响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观念文化, 这种观念文化的核心是 “ 人” 。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是最高的价值所在, 追求幸福, 追求个性发展, 追求本质力量的表现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是平等的, 一切民族, 一切阶层, 一切个人都没有高低之分, 贵贱之分,任何剥夺人的经济、政治、 文化的平等权利的社会行为、 社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人是有责任的, 人既有选择的权利, 也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义务。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是人的责任意识的底蕴。显然, 这种 “ 类” 文明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 是超越一切民族政治模式、 宗教信仰、 文化习俗差异的不可遏止的人类共同的追求, 它为个体文明的发展开阔了无限的空间。 “ 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自由发展” 与“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的二律背反, 只有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整合
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说,18世纪前是西方文明学习东方文明, 19世纪后是东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历史进入了东西方文明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全球化否定了“ 西方文明中心论”。全球化造成的资本、 信息、 文化大流动既为西方发达国家从拉动东方国家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提供了条件, 也为东方国家赶追西方先进工业国创造了机遇。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东亚国家二十年来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 大大改变全球的“ 经济版图” , 亚洲— 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水平与欧洲— 环大西洋的经济实力和水平逐渐趋向平衡, 并且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以至有人称之为“ 亚洲神话”。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内的系统工程,每一种现代化的成功模式的出现都离不开一种相应的文化发展模式的支持。东方文明中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在农业时代是导致社会超稳定发展的文化心理,而在反抗个人中心主义,消解信仰危机、生态危机,呼唤可持续发展的今天, 却焕发出无穷的魅力,成为东亚以跳跃式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一般来说都会发生对传统的整体性的大否定和大冲击,造成严重的经济失序、政治失序和文化失序。无疑,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亚洲价值观对于维系社会转型中的稳定,倡导社会各种力量向社会领导认同,充分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确实具有西方文化无法起到的作用。正是由于亚洲的崛起，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线性发展模式,动摇了欧美文明中心论的优越感,难怪一些学者如亨延顿等惊呼西方文明正在受到东方文明的挑战,预言未来的冲突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
全球化的发展也否定了“东方文明中心论”。在看到全球化造成全球均势的同时, 必须同时看到全球化发展的非均衡性。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亚洲奇迹,但同样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奇迹变成了危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引起了对“ 亚洲价值”、“亚洲精神” 、 “ 亚洲道路” 的反思, 在西方舆论界关于亚洲神话破灭的幸灾乐祸的言论中,我们不但要看到 “ 西方文明中心论” 仍有市场,也确实要深入亚洲价值大厦的深层结构,理性分析 “ 亚洲价值观” 与 “ 亚洲金融危机” 的内在联系。 就亚洲价值观主要是指提倡社会第一,家庭至上；提倡节俭,反对奢侈等观念这个意义上,它与亚洲金融风暴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从历史过程上来看, 亚洲国家没有经历典型的西方式道路。 封建主义的根基仍未彻底动摇。亚洲价值中自由、民主、理性、法治的成份发展不足,这就为日后的危机留下了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政府、金融机构、大企业结为一体,造成了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庭主义, 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化和透明性,造成了无人负责的大量呆帐、坏账；以理性精神不完善为基础的东方权威主义,有助于在一定时期依靠个人的威望和铁腕暂时取得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但终因缺乏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和经济的大倒退。对亚洲价值、 亚洲模式的理性反思, 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说的对东方文明的完全否定, 而是在肯定其合理内核的前提下, 摆脱某种 “ 东方文明中心主义” 的狭隘眼光,为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振亚洲经济,复兴东方文明开启新思路。
东西方文明冲突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模式、不同阶段的差异和矛盾, 全球化时代要求个体冲动与整体合力的有机统一, 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无论东方文明, 还是西方文明, 都不能按照其本义独自完成引导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未来的 21 世纪, 既不是环太平洋的世纪,也不是环大西洋的世纪,而是超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种文明互补共生, 形成一种与知识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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