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首先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历史的发展是在时代的变迁中实现的，而时代的演化更迭是由社会矛盾运动决定的。每一时代的矛盾通过社会问题而显现，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转化。不同的问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性质、状况和发展趋势，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心理特质和发展要求。把问题和时代紧密联系起来，从时代的大趋势分析问题的根源和表征，又从问题的特点判断时代的形态和性质，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推动历史进步，达到历史自觉。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口号。从问题到时代再到时代口号，这是马克思梳理历史脉络，探寻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的重要方法论。
什么是时代？ 一般来说，时代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时期。哲学家们依据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来划分时代。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由的发展过程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只知道一个人（君主）的自由的东方世界，这是低级形态；知道一些人（主人）的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这是中间环节；认识到所有人的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在这里绝对精神达到最高形态。马克思认为历史真正的发源地不是在虚无的意识的迷雾里，而是在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中，他既唯物又辩证地多维度阐述了划分时代的原则和方法：
一是客观必然性。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从而引起新旧时代的更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恩格斯也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马克思按照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化，把社会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或四个时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二是主体价值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主观世界以及人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发展状况也是判断时代变迁的重要尺度。马克思辩证地批判黑格尔绝对精神历史观，吸收了他的能动原则和自由原则，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划分的三大形态论：最为漫长的时代是以人的依赖为基础的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个时代，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的依附性、狭窄性、孤立性相适应，人的能力是未经分化的、低水平的、不丰富的；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时代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个时代，人的独立性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这种独立性仍从属于资本的统治下，现代分工下个人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换取了人类交往的普遍发展和人类能力的总体提高；未来的时代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高度社会化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时代，扬弃了物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实现了“偶然的个人”向自由的个人的飞跃，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
三是世界总体性。大工业的出现，撬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产生，还是无产阶级及人类的解放，都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某个民族和国家的，只有从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根本变革来考察人类社会，才能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进程。马克思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命题。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正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在世界历史的时代，不仅各个国家的生产、分配、消费等变成世界性的，而且各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也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产生了世界文化。马克思以手工作坊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交换方式向世界市场体系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的开端，阐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重大飞跃，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人的自由自觉的追求，它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引领着时代进步。我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关于“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这个命题呢。时代的口号反映时代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不以个别人、个别群体、个别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左右一切个人，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趋势向历史主体提出了现实的迫切任务，只有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承担起推动历史发展使命的政治集团才能成为主导力量。显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反映时代的大趋势，只有问题中的元问题，也就是根本问题，或叫时代主题才能体现时代潮流，才能称得上为时代的口号。时代主题贯穿在所有时代的问题之中，反映着时代的总特征、总趋势，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社会变革的现实任务，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理想。作为时代的口号的时代主题，它就像普照的光，影响着该时代一切问题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它是高扬的旗帜，体现时代发展趋势的政治力量把它公开地无畏地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因为任何社会集团和力量的先进性就在于自觉地以揭示并践行时代主题为使命。“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重大事变，上演了一幕幕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其中最根本的是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变换。
战争与革命是工业经济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人的无限潜能，然而，工业经济本质上是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它建立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有产者和无产者、城市与乡村、人类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上。当工业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必然导致金融寡头和帝国主义。各帝国之间掠夺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造成严重的民族对立，在国内则形成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这时战争与革命就变得不可避免，战争与革命成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和平与发展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二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等为先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商品、信息及人空前流动，民族与国家依存度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浪潮迅速推进，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突出表现在：一是贸易自由化。由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0）已覆盖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世贸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已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98%，各国间相互开放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为追逐利润和扩大市场而投资世界各地，金融资本高速转移和流动于东西方之间，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经营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把分支机构分布到每个角落，形成了游离于民族国家之外的无所不在的生产经营体系。四是产业知识化。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通信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知识形态的数字化、编码化和网络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和转化的方式，使知识创新和产业创新更紧密结合起来，知识成为第一资本、第一生产力，知识的吸纳、创新、应用能力和人才成为综合国力中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世界的问题、特征、矛盾、趋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研究，在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观和时代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划时代重大判断。他鲜明地指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处在开放的现时代，必须用全球眼光、人类意识来制定国际战略和国内路线。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主题出发，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的国际战略思想。
在矛盾对立中谋求共存和合作。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穷国与富国、后发地区和先发地区的冲突，另一方面又使矛盾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交流和合作。贫困的南方固然需要富裕的北方的资金和技术，但北方也需要南方的资源和市场。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国家之间的制度性、主权性的矛盾，也可以在发展这个共同利益和目标下共存共赢。
在主客观的统一中争取和平。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竞争从军事转向经济以及文化的竞争，随着多极政治格局的形成，世界大战的威胁在减少，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然而能否实现持久和平，不仅需要客观的经济、政治基础，也需要人类的主观的共识和愿望。邓小平强调邓小平强调：“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在东西方互动中促进文明整合。西方文明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及征服东方的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使这种单向的过程变成了双向的过程。东方民族和国家不能盲从西方，而要在学习西方中超越西方，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学习西方文明中带有共性的制度文明、管理经验和技术，在振兴民族经济的同时实现民族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不仅要在物质文明上赶超西方，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也要超过他们，到21世纪，中国对世界应有更大的贡献。
基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邓小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发展政治民主、“一国两制”等建党治国方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中国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的人类共同向往的康庄大道。全球化催生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
问题是反映时代的最实际状态的呼声。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是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的过程，是否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反映了人类的自由和自为的程度，折射出时代精神。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自觉地对生活实践和思想理论进行怀疑，主动揭示和探索其矛盾，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怀疑性是问题意识的特点，用开放性、批判性眼光去认识现实和学习前人，才能避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比较和选择中获得真知和新知，宋朝朱熹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正是在反对盲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现实性是问题意识的指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倾听时代的呼唤，直面今下社会内在矛盾，把握社会主体的价值趋向，以实践的效果发现和分析问题，以创新的视角评价和破解问题。自觉性是问题意识的核心，它表现为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可贵的创新意识，不仅善于抓住现实矛盾，而且勇于反思自我，不断超越自我，努力追求自我意识和对象世界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知和行的统一。
强烈的问题意识必然升华为历史自觉、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因而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决策者或者决策机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库，总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卓越的预见性敏锐地捕捉到涌动着的生活激流，把握到社会发展的前沿冲突，提出一系列的时代课题和解决方案，作出重大的理论创新和战略创新。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拨开资本和利润的迷雾，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权利提供科学理论的伟大创造，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创造精神和斗争精神的精辟评价：“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青年毛泽东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五四运动前后，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曾撰写了《问题研究会章程》，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一开头就申明，他提议成立“问题研究会”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当时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或“未得适当解决”因而影响进步的各种“事”和“理”。这个章程列举了71项144个问题，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有的问题比较宏观抽象，如中央地方集权分权、普通选举、国防军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实施、经济自由、教育普及、东西方文明会合等等；有的问题则比较微观具体，如不搞惩罚式教育、私生儿待遇、姑媳同居、工人退职年薪等等。有的问题比较现实和迫切，如大总统权限、新旧国会、劳工住屋、白话文、编纂国语教科书、恋爱自由等等。有的问题则不那么现实，个别的甚至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造关系不大，如裁军、外债偿还、币制本位、海外贸易经营、海洋自由、爱尔兰独立、重建东部法国等等。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立起来，但却充分展现了青年毛泽东关注现实、心系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
面对剧烈变动和转型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不仅需要问题意识，而且需要“问题库”战略，亦即不是随机地而是系统地、不是被动地而是有预见地发现、储藏、选择、研究问题并提出前瞻性理论和战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这反映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其透彻的经典的描述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急剧变动的生活、消费、生产方式引起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和矛盾，迫切要求系统化、科学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问题研究，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解释和思想指引，二战后西方社会应运而生的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智库”实质上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库。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以重大军事战略起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库、思想库、智囊团，号称世界的“大脑集中营”。它着重从三个方面确定切入问题研究，因而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一是国际热点问题，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到60年代的越南战争，再到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两德合并、后冷战时代战略，乃至随时可能引爆的中东问题、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等，无一不是全球瞩目的问题。二是引起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的问题。受未来学理论影响，兰德对刚刚问世和兴起的新技术、新产品展开研究，如卫星、空间飞行器、人工智能、数值计算、网络、系统科学、新型毒品等。在兰德的决策者眼里，这些新生事物必将对未来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而兰德也由于在这些专业方向上预先开展的研究成为该领域内的权威机构，获取了很高的声誉和巨大收益。 三是全球战略问题，特别是美国全球战略问题。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这些牵动美国政府神经的、关系到美国霸权地位的课题，兰德一直高度关注，不惜成本跟踪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初，兰德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提出过不少有关卫星的研究报告，详细论述了人造卫星在未来作战中所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但当时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却搞不清卫星到底为何物，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57年苏联抢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时美国政府高官才回想其兰德公司在该领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与预测，自此把兰德公司奉为上宾。
在信息传播网络化、即时化、大众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组织的决策者要把握话语权，提高影响力，占据发展和道义的制高点，还要有问题场策略，也就是通过问题设置引导社会舆论，取得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根据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利用大众传媒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评价。 形成问题场，要遵循大众心理和大众传播规律。首先，设置的问题要有共性。要善于把握个性和共性、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从带有共性、普遍性的现象、事件中提出问题。列宁批判俄国的主观社会学，他们“完全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把社会关系看作“不过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机械的结合”，他们“毫无意思地从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抽出个别的要素，然后用这些东西臆造出一个空想来”。离开共性的东西孤掌难鸣，只有反映社会进步、大众关注的东西才能引起强烈的共鸣。其次，设置的问题要体现事物的动态进程。提出的问题应当是历史事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反映矛盾进一步发展和转化的要求。要注意到“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差别”，事变的性质和环境时刻都在变化着，要对机遇和发展方向做出准确判断，“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再次，设置的问题要能够引领舆论。理性的探讨、平等的对话、事实的比较，都能强化中心议题，吸引公众参与。然而在大众传播的现时代，尤其要运用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传媒，特别是网络、微博、手机等新兴媒体，巧用现代传播艺术，充分发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功能，才能达到渗透式地全方位地突出主题，影响社会，引导公众舆论的效果。
全球化是由经济一体化驱动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自己，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响，取决于该民族的精神自觉，亦即对时代精神的感悟和内化。
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主导性的社会思潮，反映在人们普遍的心理特征、价值趋向以及对影响当代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全球化推动着现代科技的迅速传播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但高科技的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地提升人类的和谐和幸福，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优化了资源的全球配置，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失衡，造成了普遍的物化和异化；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存，形成了空前的人口流动和文化融合，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矛盾，甚至从宗教矛盾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全球化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开发改造自然的能力和范围，“人化自然”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但同时带来了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此外，能源危机、恐怖主义、核威胁、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也此起彼伏，因而有人说我们仿佛回到了狄更斯所感叹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然，超越所谓好坏的价值评价，我们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时代，更是一个人类印证自己能力和智慧的狂飚突进的时代，在应对和解决困扰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各种问题中，形成了一系列共识，产生了自己的时代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精神的勃兴给现代化注入了变革的动力。文化精神是指重视文化价值、反抗物化的理念。当代人类在经历了各种战争的、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危机和生活形态的异化后，终于认识到在各种危机和异化背后是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市场经济给人类带来了动力和效率，但市场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又给人类道德和公平造成了扭曲；现代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和享受，但与此相联系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又导致了人们理想缺失和精神堕落；城市化产生了人口、资本、生产和交换的巨大的积聚效应，但它所形成的人的高速流动和城市的无限扩张又不断加剧人的情感的荒漠化以及生态的失衡。因此，在种种危机面前，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自身的前途和命运。重建人类价值体系，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调整人们的生活态度，从注重物质要素到注重精神力量，从注重物质的拥有和注重创新能力，不仅是人类走出传统发展方式的困境的迫切要求，也是人类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变革生产和消费方式，走新型现代化道路的迫切要求。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以GDD为发展目标，而是以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而且在幸福指数构成中摒弃了以物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代之以更加重视人的精神感受和能力发展等多层面需求的科学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发掘文化资源，增强文化创意，推动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是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普遍举措，发展理念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正发生重大变革。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会议指出：“发展可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第二，类意识的形成推动着全球合作互利。类意识最初产生于人类有别于动物界、自然界的自我意识，在全球化时代，主要反映为从全人类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人际、种际、国际关系和矛盾的思维方式，它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和治理全球性问题的现实要求的响应。费尔巴哈最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类”概念，认为“类”是人的本性。马克思唯物辩证地对费尔巴哈的“类”加以改造，指出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这种类本质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劳动—异化劳动—自由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过程中生成的。人的自由联合体是解决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抗争的必然产物，是其类本质的最高体现。面对每天都牵动人们神经的核竞争、核污染、荒漠化、粮食短缺、石油危机、海洋争端、水资源争端、宗教和文明的冲突等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独自解决，只有打破群体、种族、国度的狭隘利益和短浅视野，按照“类”的尺度进行协商和协调，我们才能走出困境，避免在你死我活的争斗同归于尽。当然，当前国际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连续不断，甚至有所发展，但阻挡不了人类以不同方式加强协商和合作这个世界潮流。事实上，随着跨国经济、政治组织日益发展，民族国家的主权及政府权力正在弱化，构建全球治理的机制、机构和规范，是政治多极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趋势。如何做到既尊重国家主权，又推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全球共治善治，阿特-科勒—科赫总结欧盟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几个原则值得借鉴：“第一，‘国家主义’，它以多数规则为基础，依靠对‘共同目标’的忠诚来维护；第二，‘团结主义’，它包括不同社会利益，它们在同一结构中寻找共同的利益；第三，‘多元主义’，它将多数规则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第四，‘网络治理’，其基础利己的行为体，目的在于谈判过程中‘增加共同利益’。”从类意识到类共治，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文化一体化，从区域一体化到世界一体化，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联合体绝不是空想，而是在合作与冲突、前进与倒退的矛盾统一中顽强前行的历史步伐。
第三，生物圈意识觉醒推动着人类可持续发展。自觉的类意识不仅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而且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传统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人与人的异化，而且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两者互为前提。人的解放是反抗和扬弃人与人、人与自然二重异化的全面的解放。怀着对环境恶化的深深的忧虑，20世纪70年代，由一批“先知先觉”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非正式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报告，即《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根据当时的数据得出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相对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反馈循环已经大大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已受到严重破坏，若继续维持现有的资源消耗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人类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只需百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报告呼吁人类转变发展模式：从无限增长到可持续增长，并把增长限制在地球可以承载的限度之内。这本书以及后来相继问世的《只有一个地球》、《未来的冲击》、《寂静的春天》等一系列生态警世之作彻底唤醒了人类的环保意识和生物圈意识，人们从狂热的增长的竞争转向反思增长的极限和增长的风险，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各国政府纷纷把制定严厉的环保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国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积极行动起来，为拯救地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纫带作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16位政府首脑、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重要文件。20年后即2012年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包括100余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93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会议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世界各国“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及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并提出“消除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挑战，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要求。对此，我们决心紧急行动，使人类摆脱贫穷和饥馑”。除了在国际合作和国家政策层面上持续行动应对生态问题，理论和观念上的反思和剖析也在不断深入。有生态学家认为，是科学技术崇拜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有伦理学家认为，是人类中心论导致了对其它物种生命价值的漠视，加快了物种危机。更多的是从发展方式上寻找原因和对策。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消灭资源配置和占有的不平等，只有人类从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生活形态转向以精神生产为中心的生活形态，使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自由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开人的进步与异化并存的历史之谜。“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