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唐代，一条以广州为起点，通往印度洋和东非沿岸的南海通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全长1.4万公里。这一“广州通海夷道”，令广州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交流汇合，为古老的华夏文明注入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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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越秀区光塔路的光塔，高30多米，相当于十二层楼的高度，是我国现存仅有未倒塌的唐代古塔。原建于古代珠江北岸边上的它，是当时周围的制高点，因此，光塔既是怀圣寺的呼礼塔，也是为远洋商船提供导航的灯塔：白天悬旗，晚上挂灯，来华贸易的商船见到光塔，就知道抵达广州了。
唐朝中期以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广州由此成为东方第一大贸易港。沿此丝路前来广州留居的外国商人，被称为“蕃客”，来自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等国，据说有十万多人，有的留居几十年而未归。唐代朝廷为了便于管理，指定城西南濠东岸蕃舶码头区作为蕃坊，专门供蕃客居住。唐代的蕃坊以怀圣寺为中心，北至中山六路，南至惠福西路，西至人民路，东达朝天路。当时的蕃坊犹如一个大型的新社区，热闹又有序。
马建钊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鲜洋巷（现海珠中路）是阿拉伯语送别的译音。当时蕃坊的南面有一个古码头，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他要回国，人们就沿着鲜洋巷送他去码头。
随着城市发展变迁，当年的“蕃坊”现已成为普通街巷，不复当年的繁华，但是古塔犹光、古寺犹存、街巷地名犹在，它们见证了一千多年来，中外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展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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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代史学家考证，从唐开元时期开始，来往广州商贸的“蕃客”每年多达80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随着时代发展,很多“蕃客”在岭南这片土地定居，繁衍后代。在广州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块“蒲氏家族墓碑”，上面记录有阿拉伯商人在华的活动情况。
陈鸿钧
广州博物馆研究员
这个“蒲”可能是阿拉伯姓氏的译音，比如说阿卜拉欣、阿布，汉人听像pu的这个音，所以就取“蒲”字，所以“蒲”这个姓其实是根据阿拉伯的发音音译过来。汉族也有“蒲”姓，但是跟墓碑的这个“蒲”不一样。
蒲氏定居广州蕃坊，二世而显，且在商贸方面有相当财力，既有能“倡筑羊城光塔”的子弟，又有“特捐巨金”的后裔。随着时代发展，蕃汉通婚，绝大多数留居的“蕃客早已融入当地，不论谈吐或是长相，与本地人并无二样，成为岭南人的一员。如今广东地区唯一有迹可循的阿拉伯后裔，是散布于南海、黄埔、白云地区的蒲姓族人。
珠江村内蒲姓的人有两百多名，在理事会内部，大家对于祖辈由来的说法持有不同意见。但宗祠内部的一些物件，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
一百多年来，在族人的用心看管下，蒲氏宗祠一如既往地庇护着后人，默默地诉说着阿拉伯商人在华安居繁衍、交流交融的历史。
如果说天坛是祭天之地，那么南海神庙，就是从隋代开始历代皇家祭海的场所。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并衰落，货物贸易逐渐改走海上丝绸之路，广州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大港。碧海扬帆，货通万国，海外贸易的兴旺带来了巨额税收，广州也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王元林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实际上南海神庙是从国家礼制上来考虑的，是国家权力在地理上的一种表达，希望岭南地区安定。所以我们看到牌坊“海不扬波”，不仅仅是希望南海神庙前面的珠江水不起波浪、安澜，更多的是希望岭南社会的安定。
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激荡融合，由此代代相传，最后演变为独具岭南特色的传统习俗文化。清末至民国时期，海上贸易渐衰，围绕南海神庙开展的波罗诞庙会，由“国祭”变为“民祭”。
明代以后，因航道淤积，广州外港逐渐南移，然而民间庙会经久不衰。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是庆祝南海神诞的庙会活动，也称“波罗诞”，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庙头村，热闹非凡。如今，“波罗诞”成为岭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最富影响力，承载广府文化“遗产性记忆”的民间庙会。
悠悠珠江，奔腾不息。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见证了广州逐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风采。
从香料、陶瓷、广绣，到光塔和南海神庙，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之路。一百多年前的广州十三行，商贾使节络绎不绝；一百多年后的广交会，万商云集共享商机。站在新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必将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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