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拍摄生涯中,像余旭这样的女军人、女飞行员一直是我的“偏爱”,从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到战胜癌症重返蓝天的女飞行员将军刘文力,我看到了女飞行员身上太多优秀品质,她们是战鹰上的铿锵玫瑰,柔情中蕴藏坚毅的力量,走近她们的故事,去触摸,去感知、去解读她们心中最真实、最柔软的部分,才能拍出流淌着“巾帼情”,深刻诠释“她力量”的精品。
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军事摄影记者,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登上战鹰,翱翔于祖国的蓝天,用镜头拍下战鹰的雄姿。
沈玲在万米高空航拍工作照(自拍)
1970年,我在北京入伍,后被分到武汉空军医院电影组,20多年间,摄影一直是我的挚爱,只要有机会,我就和摄影发烧友们去新疆、西藏采风。直到2000年,我被调入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处,成为解放军报、空军报驻广州专职摄影记者,我当时已45岁,实属“大器晚成”。但回顾我并不太长的职业生涯,在“抗洪抢险、抗击非典、汶川和玉树救灾、国庆大阅兵、利比亚撤侨”等一系列大事件中,我有幸站在一线,用镜头捕捉到时代浪潮中盛放光芒的一个个瞬间。
54岁首乘战斗机拍摄
当了一辈子空军,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乘战斗机拍摄,为此,我打过无数次报告申请,一直到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我终于接到任务,将乘苏—27航拍国庆阅兵训练梯队,激动的我彻夜难眠。很多人问我,乘战斗机拍摄,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的第一感觉是“巨大的压力”,我当时已经54岁,而一般的歼击机飞行员45岁都停飞了,我必须通过体能训练和“离心机测试”,我记得测试时我的脸几乎变形,在场的医技人员都在感叹:“没见过这么大年龄还进行测试的。”
战斗机在空中每个G的载荷就是身体的一倍重量,3个G的载荷就相当600斤重量压在我身上,战斗机做机动压坡度时载荷最大,而往往这是最佳的拍摄角度,航拍时必须拼命抗住载荷。我的相机被飞行头盔和氧气面罩上的金属件,磨出一道道的划痕。
我很幸运,作为国内首位乘三代战斗机航拍的女摄影师,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拍摄机会,也深知精彩镜头背后的惊心动魄。2009年航拍国庆阅兵歼11梯队训练,12架战机呈4-4-4架编队献礼,每个机组相隔5公里,一个梯队长达15公里的距离,这样的广度不可能收在一个画面里。但我特别想拍一幅12架飞机像大雁一样飞成“一字形”队形的画面。飞行准备时我曾提过这个要求,但部队首长没同意。那天快返航时,我的耳麦里突然传来机长的指令:“020,准备!”。020是我的飞行代号。“明白!”我话音刚落,还没反应过来,只见这12架战机突然像远飞的大雁一样,排成了“一字形”。
“唰”地一下,12架战鹰放出了烟雾,无比壮观! “132,下!下!”我右手持相机拍摄,左手按住对讲机通知前舱飞行员,战机压坡度快速下降,强载荷压得我抬不起胳膊,我拼命往上顶住相机,就在12机编队形呈仰角时,快速按下快门。那一刻转瞬即逝,也就十几秒,我抓到了最精彩的镜头。
我常常感慨,如果蓝天是巨大的舞台,飞行员就是技艺精湛的舞者,是他们飞出了超高水平,我才能定格完美瞬间。2009年,我的一组战鹰航拍作品《蓝图畅想曲》获得第八届中国摄像金鹰奖,这是中国摄影最高荣誉,但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我所获得的荣誉,是整个飞行群体的荣誉,是整个部队的荣誉。
于喜马拉雅之巅航拍
我先后乘坐苏-27航拍国庆阅兵,乘坐苏-30航拍超低空穿越大峡谷训练,乘坐歼-10航拍空中加油训练,在不同空域、不同科目中完成了一系列拍摄任务,但让我难忘的是在雪域高原上的航拍经历。
2009年5月13日,沈玲首次乘苏二七战机航拍。图是起飞前的沈玲。
2012年5月,我到西藏采访执行高原驻训的广空航空兵某团。这个团是我采访最多的部队,几乎每个飞行员我都能叫上名字,雪域高原又是我一直神往的地方。然而,高原反应却让我苦不堪言。初到那几天,四肢水肿,口鼻紫绀、头痛欲裂、难以沉睡。为了能够上机航拍,我一边跟飞行员学习制定飞行计划,一边调整好身体状态,做好飞行前各项准备。
5月下旬,终于迎来与飞行员同乘战机执行雪域高原巡航任务的良机。当战鹰冲破云霄,跃上蓝天,随着高度和角度不断地变化;皑皑群山、茫茫雪域,此时,碧波浩淼的高原湖泊尽收眼底,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翼下掠过,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就在眼前,真可谓一览众山小。这次巡航,不仅使我飞掠高原之巅,捕捉到鹰击长空的锐利之美,而且从心底生发出包容天宇、气吞山河之感慨!
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是要随机拍摄空战对抗训练。我原以为多次乘三代战机航拍的经历,已能够适应剧烈的载荷反应,但没想到,真正的空战对抗训练竟是如此激烈,斜冲盘旋50°、压坡度大载荷机动,忽而身朝上提、心往下坠,忽而心朝上提、体往下坠,抗荷服像充了气的血压计……我的心脏似乎被挤压出来,不自主的大口喘着粗气。
如果说超高速的过山车带来的是刺激,那超音速歼击机的强载荷绝对是挑战生理极限。尤其在俯冲时,让人感觉顷刻间会撞上雪山,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虽然拍摄非常辛苦,但我内心却异常兴奋,自然的壮美与战鹰的雄伟在高空绽放,让我完成了《鹰击喜马拉雅》这样具有独一无二视觉震撼的作品。
“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一名摄影记者,不仅仅是见证者、旁观者,更是照片事件中的亲历者。对我影响最大的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曾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摄影记者就如同士兵在前线作战,一定要冲在第一线。
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当时四驾伊尔-76运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机舱门一打开,被营救回来的同胞全部激动地喊起来:“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时有一名同胞突然趴在地上亲吻祖国大地,我当时也跟着趴在了地上,一边拍一边流泪。摄影聚焦就在一个“真”字上,“情深”比“景深”更重要。
1998年抗洪救灾,我还不是专业的摄影记者,那时我自费买了20多个彩卷,带上一台尼康FM2相机,请假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湖北抗洪大堤。白天,我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在堤坝上来回奔走,脸晒爆了皮;晚上,我和战士们一起挤在地上的大通铺,伴着鼾声和汗臭味入睡。
短短23天,我拍摄了600多幅抗洪一线的图片,直到“弹尽粮绝”。当《人民日报》华南版和《羊城晚报》同时整版刊发了我的照片——《兵,啊兵!一空降兵战士在98抗洪大堤上》,我记得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这样写道:我们含着泪编辑这组镜头,因为在这些镜头细节里,我们读到了军人对祖国的丰厚情怀。从中,我们也再次掂量到了,在我们共和国里,“军人”二字的分量。
镜头里的女飞行员
这么多年来,深深扎根在我脑海里的不是作品,也不是获奖证书,而是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鲜活可亲的人。
我和余旭相识于2009年8月,她是参加国庆六十周年阅兵集训的16名女飞行员之一,才二十岁出头,青涩腼腆,一直叫我“沈阿姨”。时隔五年后,她已成为中国首位歼-10女飞行员,在珠海航展上,我见到了不一样的她,看到了炫舞蓝天的余旭,每一个盘旋横滚、每一次俯冲跃升,无一不彰显着技术和意志力的非凡!她叱咤蓝天,也吸引着是镜头紧紧追随,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风采!
我镜头里余旭的最后一张照片是2016年11月6日,刚刚走下飞机的她与战友们手持国旗绕场一周向观众致意,她一如既往,从容自信。2016年11月12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微信 :请把您手里有关余旭同志的照片尽快发给我。我心头一紧,作为一个空军老兵,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不敢也不愿相信,只能忐忑不安,暗暗祈祷,以最快的速度发过去17张余旭的照片。
晚上接到朋友电话,证实了我的疑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如泉涌。我真不敢相信,镜头里那个漂亮的女飞行员——余旭,就这样走了。那天晚上,一宿没合眼的我,情不自禁地在微信上述说起余旭的故事。没想到,这篇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悼念图文,点击量、阅读量竟达到552万多次。当天就被中国军网转发,随后央广网、央视网和凤凰网等主要媒体,新浪、腾讯、网易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央视还为此专访了我。
在追悼会上,我含着热泪用镜头默默记录下战友送别余旭的感人场景,随后我又来到八一表演队的宿舍楼,这是她每天学习、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和文字,向英雄致敬。在我的拍摄生涯中,像余旭这样的女军人、女飞行员一直是我的“偏爱”,从第一位女飞行员将军岳喜翠到战胜癌症重返蓝天的女飞行员将军刘文力,我看到了女飞行员身上太多优秀品质,她们是战鹰上的铿锵玫瑰,柔情中蕴藏坚毅的力量,走近她们的故事,去触摸,去感知、去解读她们心中最真实、最柔软的部分,才能拍出流淌着“巾帼情”,深刻诠释“她力量”的精品。
时代大浪翻滚,浪花终将淘尽,我希望我的快门够快、够准、够实,把一幅幅具有划时代意义,饱含深厚民族情感、高度凝结了社会人文价值的画面留在时间里,使之成为历史的见证、永恒的荣光。
(作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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