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永孝
年轻时的郝永孝
1948年11月,郝永孝考入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青干校,正式入伍。1950年10月,18岁的郝永孝随所在的第四野战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四野后勤运输部汽车4团的教导员,他在朝鲜待了四年多,前后经历了五次战役,荣立三等功。作为文化教员,郝永孝的工作是做战士们的学习、思想工作,而他也无数次驾车穿行在炮火连天的运输线上,送弹药、运伤员、救汽车,在生与死的一次次考验中愈战愈勇。
饱受折磨的汽车兵
“我们是在辽宁省宽甸县长甸河口搭浮桥去朝鲜的,刚过去的时候挺懵,因为国内没有那么多照明弹和闪光弹,所以汽车开得非常慢。白天敌机多的是,汽车只能晚上赶路。” 郝永孝说。
郝永孝回忆,由于敌机的轰炸破坏和汽车驾驶员缺乏夜间闭灯行驶的经验,又时值严冬,雪深路滑,运输效率极低,车辆损失也大,大量作战物资积压在鸭绿江北。为了掩护汽车,志愿军汽车兵们用树叶和柴草盖在车上做伪装,防止敌机轰炸。“汽车兵很辛苦,因为常常要砍树作伪装,我们一个冬天三套棉衣都不够穿,因为特别容易刮坏,常常就只剩下单布了,棉花都刮下去了。”晚上完成了运输任务,白天,郝永孝和战友们就睡在野外的灌木丛里。“防空洞里又潮又凉,我们就在野外睡,铺一个大衣、盖一个大衣,枕在石头上。冬天室外温度太低,我们就戴帽子睡,因为太困了,随便躺到哪就睡着了,所以有的战士手和脚都冻坏了。”
运输路上历经生死
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郝永孝在一次执行运输任务时经历了生死瞬间,“有一天我和战友老陈两人开车运粮食,他把车开到大道上就停下了,跟我说他前一晚没睡好觉,脑子特别沉,容易出事故。我就说:‘好,咱俩换’,然后我就加大油门开车上路。”
结果郝永孝刚开了没一会,天上的炸弹就下来了。炸弹离他们的车很近,把郝永孝的耳朵震得根本就听不见声音了。“我下意识地赶紧喊老陈:‘那么大的炸弹,你还不醒醒?然后他的身体往我这边靠,我推了他一把,感觉手非常滑,心想可能出事故了。我赶紧踩刹车,打开车内灯一看,老陈的半个脑袋都炸没了。如果当时他不和我换位置,牺牲的就是我了。他就这样替我死了。”郝永孝伤感地回忆道。
“这还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炸弹正好炸在车上,那就是车毁人亡了。所以经历这种轰炸是非常让人心酸的。” 郝永孝说。
而在随后的第三次战役中,郝永孝又在一次执行运输任务过程中遇到了敌机的低空轰炸。“低空轰炸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风特别大,一下子就把我们车上盖的掩护物刮走了。失去了柴草掩护的运输车辆暴露在轰炸机之下,汽车油箱一旦被打着,车子就报废了。但敌机不可能把每辆车都打中,我当时一看前面还有一辆运输车没被破坏,我赶紧跑出去把车门打开,当时没有钥匙,但好在汽车兵都懂得车子点火的原理,很快就把车子启动了。我开着车就直奔山沟里去,山沟里树多,敌机再转回来也打不着了。我当时作为文职人员就这样抢救了一辆运输车,所以在后来评估的时候部队给我立了一次三等功。” 郝永孝告诉记者。
反“绞杀战”力保运输
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联合国军”发动“绞杀战”,加剧了对公路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破坏。“敌人白天用轰炸机扫射我们的车辆和囤积的物资,在重要桥梁、路线上还埋有定时炸弹,阻止车辆通行;夜里敌军也有照明弹,更有敌机对我们运输车跟踪追击。”为了保障交通运输,郝永孝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敌军轰炸平壤的时候,我们去的车比较多,到了休息点之后,我铺上蚊帐准备睡觉。战友们说,‘你不能睡,这么多敌机还在轰炸,再困你也得走’。他们就拉着我到山上去了。敌机轰炸了半天才走,我回去休息点一看,蚊帐上和被子上也都是枪眼,如果我当时在那里睡觉,肯定也就没命了。” 郝永孝感慨道。
“敌机轰炸乌开里的时候,地面被炸得像活的一样,我们必须捂住眼睛和耳朵,膝盖和胳膊肘顶着地躲避。冬天炸起来的大土块,砸到人也会致命。而且敌军还使用了‘花弹’(制成花朵形状的炸弹)和‘手表弹’。像我们的王班长就中了花弹,他刚送物资回来,拿了大衣找地方休息,结果不小心碰到‘花弹’了,只听‘咚’的一声,把两条小腿都炸崩下去了,我看见他的小腿还在动弹,赶紧帮他包扎伤口,把小腿固定住送到医院,但后来两条腿都接不上了。敌军的‘手表弹’也很隐蔽,细听还能听到走表针的声音,结果戴上一会就听见‘咣’的一声——手就炸断了。在朝鲜战场上,敌军没少做这些伤人的工夫。” 郝永孝告诉记者。
白天出车驰援上甘岭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敌军不断增加空军兵力,其中半数以上用于轰炸破坏志愿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补给基地、运输车辆和交通枢纽、公路铁路桥梁等。而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为占据主动权,敌军更加剧了对志愿军后方的轰炸破坏。“敌机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低空扫射,白天钻山沟,夜间找灯光,十分猖狂。”郝永孝和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冒着巨大的牺牲风险,顶着枪林弹雨把弹药物资及时送到前线阵地,为夺取战斗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那时,主要的作战活动和后勤活动均利用夜间进行,然而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前线部队缺子弹了,郝永孝和战友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天把车开出去。1952年10月14日~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战事十分惨烈,弹药的补给成为重要的生命线。“那时候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要没被敌机打着,就可以活着回来,有的战友被飞机轰炸,就连人带车都毁了。我们把物资送上去之后一看,连战场上的石头都被打成粉末了。38军的战士们看到我们高喊:‘汽车兵万岁!’”
“战争是人类物资的毁灭”
郝永孝感慨地说:“战争本身就是人类物资的毁灭,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照明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照明弹上面有一个大伞,像府绸的衬衣布一样,战争初期,我们捡了掉下来的照明弹还能留下来使用,但1952年以后,敌军的照明弹也简化了,轻便得像女同志的纱巾一样了;还有一次,我们后方的面垛被飞机给炸了,赶上下雨,散开的都变成泥掉在地上了,车子开过,下面都是变成泥的面,这是多大的损失和浪费;还有后方给我们送来了肉,但生的我们吃不了,留到夏天就全都变质了。从物质上来看,供应其实不少,但吃的都没有损失的多。”
关于战争,郝永孝有着很深刻的感悟,在他自己创作的诗中这样写道:“东站抗美援朝鲜,炮火连天运输线。白日敌机满天飞,夜晚到处照明弹。爬过千百炸弹坑,抢救物资运伤员。面对人生无憾事,千锤百炼志更坚。晚年赶上新时代,国富民强奔百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冯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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