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在大塘农业园内收割韭菜。南方日报记者 丁铨 摄
前不久,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孙思在佛山结束了一天的培训授课。面对六七十个与林业、园林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孙思讲授的是业务性很强的树木养护技术。“像珍贵树种如何养护种植,是林业技术人员日常面临的很棘手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技术习得渠道却有限。”课后,几位受训者与孙思交换了微信号,方便后续的“业务沟通”。
借外脑、紧扣现代化农业技术,这样的职业培训正在佛山蔓延,从研究所到合作社,从院校教室到山头田野。
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此背景下,佛山的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开始了一场重塑。2014年,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成立,以往由龙头农企自发组织或是由农业局、佛科院不定时安排开课的培训形式,逐渐向长效化的培训机制演变:分级且固定的培训基地一力承担起培训任务,并配套相应的讲师团和培训考核计划。一个逐层深入的职业培训体系正在覆盖更多农民,尤其是那些基层的散户。
自今年6月以来,佛山又有数家培训基地陆续挂牌,目前基地总数达34家。“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让佛山以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职业培训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倒逼佛山建立与‘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相适应的完整培训体系,规模化地提升农民专业技能和标准化生产水平。”佛科院农学领域专家表示。
目前,佛山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21.6万人。如何将这超二十万的农业大军纳入系统的职业化轨道,事关农业改革前景。在制造业发展上屡屡破题的佛山,能否解答这一农业命题?
●南方日报记者 吴欣宁
A.80人讲师团走向34个基地
接近正午时分,三水区舜丰职业培训学校的一堂冬瓜栽培技术与储存管理培训课刚刚结束。6—8月是广东地区冬瓜种植时间,培训课是舜丰根据农时专门为合作社及周边农户安排的。教室斜对面,图书室窗明几净,4架书柜相对而立,上面摞着农业专业书籍,还有舜丰学校与佛科院联合编写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材。
舜丰职业学校于去年成立,在培训领域尚属年轻。然而早在2012年,其成立者——佛山市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舜兆蔬菜合作社便开始涉足职业农民培训工作。
“当时提供的培训面向合作社农户、周边农户以及其他企业人员,讲授蔬菜种植、加工等相关课程,由懂技术的社员来教,也会邀请佛科院、农科所专家讲课。”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向东表示,早期的农业培训主要靠合作社、企业、农业大户自发带动。
多位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开始佛山的职业农民培训并没有固定的承办机构、授课场所、课时安排。市级层面主要由佛科院组织培训,开课时间不定,且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基层方面,个别有实力的企业会开展内部员工、农户培训。总之,系统化的培训机制并未形成。
2012年是个重要时间节点。那一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包括佛山在内,各地掀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热潮。蓄势积累后,2014年佛山成立第一批新型农业培训基地,并在此后不断扩充培训基地数量。目前已挂牌基地达34个,多为龙头农企与合作社。
“佛山的职业农民培训开展了多年,但最近两年才逐渐向体系化转变,从课程、教材、讲师、管理考核、机构等多方面进行了规范。”佛科院食品与园艺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2014年,佛山成立职业农民技术培训讲师团。接近80人的讲师团名单囊括了多位来自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佛科院、佛山农科所等省市级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员、教授、高级农艺师、工程师等等,他们提供农林渔以及农业生产前中后各环节的技术培训公益服务。
今年,佛山更是将建立三级培训机构作为重点工作,提出要构建完善的“市培训学校+区培训学分校+基地”的培训体系,落实专职人员、场所、设备等培训条件,以完成每年培训农民1.5万人次的目标。
“做好职业培训并不容易。原来企业自己承担培训成本、联系专家讲课,投入较大,口碑积累也较慢。如今政府提供的服务资源越发丰富,且有资金扶持,企业的培训压力减少了不少。”培训基地之一的三水区大塘镇汇力蔬菜专业合作社经理林湛全说。
B.化零为整背后的产业推手
“职业农民培训机制的变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佛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规模化生产。
而城市的规模化农业生产需要相应的规模化的培训机制支撑,以覆盖更多的农民,并通过培训深化农户间以及合作社、企业与农户的生产合作。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始于课程的顶层设计。
目前,佛山市政府通过向佛科院购买服务的形式部署培训工作。佛科院参与课程设计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下的培训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内容分层展开。
第一类培训主要围绕管理、法律等知识,面向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高层领导。第二类培训以高级种植养殖技术为核心,针对农业技术人员骨干。第三类培训则面向基层农户,传授有很强实践针对性的基础技术。
该负责人介绍,中高端的农业课程由佛科院牵头开展,基础技术课、农户培训则由挂牌的培训基地负责。而后者,恰在佛山的整个培训课程中占据着主流。
“佛山仍存在一定数量的小散农户,他们面临土地紧缺的问题,种地意愿也比较薄弱,培训要先针对这一部分人。”张向东认为需要将培训系统化下沉到基层,进一步巩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推动规模化经营。以舜丰培训学校为例,目前该校培训人数达2500人,有效带动农户410户。
除了规模化,专业化、安全生产技能的习得是培训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要解决的另一个痛点。“我们要加快培育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创新引领型等四类新型职业农民。”佛山市农业局副局长李金旺在6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会议上表示。
但现实中,不少佛山农业从业者不管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技术,都与专业化有一定差距。“我们培育了种苗供给农户,但不少农户由于种植方法不当或是缺乏相关技术背景,种植失败,造成损失。”国芊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范化如说。
遇到同样难题的还有林湛全。“很多农户种植蔬菜完全没有一套标准,自成体系,导致农产品不达标。”
翻看佛山市编制的新型职业农民教材,内容从蔬菜园艺到火红蚁防治,涵盖多个领域。“都是最贴近实际的,就是为了给农民的安全生产、品质把控技能提供标准化指导。”佛科院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如今农户的学习意愿也更强了。
据他回忆,2011年下乡时,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接受培训,觉得耽误时间,需要培训人员拿种子等产品作为交换条件,才会接受上课。“现在农户主动要求培训,农产业发展让他们感到了自我升级的紧迫性,要懂经营会技术,不能再让菜烂在地里了。”
C.培训课程仍待完善
在舜丰培训学校的冬瓜种植课堂上,三水区大塘镇农民学员蔡翠萍告诉记者,所学的技术和知识运用到农作物上后,显著改善了其生长情况。
“职业培训要让农民能够学以致用,基层能提高生产效率,高层能优化决策质量。”张向东表示。他所管理的舜丰培训学校位于三水大塘镇,是佛山农业重镇,黑皮冬瓜、菜心等都是该镇的明星产品。
同样位于大塘的汇农力专业合作社,是该镇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林湛全在监管培训工作的同时,本身也在佛科院接受面向龙头企业中高层的培训。“受训内容关于农产品营销、深加工等。”
他后来在合作社与企业内推出的“礼品菜”和“苦瓜干”就是从培训课上学来的成果。“我们专门找广告设计公司设计包装盒,用来放菜,提升产品附加值。又将苦瓜晒干,作为药品来卖。原先两三毛钱一斤的苦瓜,升值成50元一斤的苦瓜干,而且顷刻售空。”林湛全说。
培训课程专业性和实用性得到保障的背后,是培训机构对课程监管的强化。讲师团成员之一,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梁普兴告诉记者,农科所作为市级培训基地之一,去年共开展了十多场培训班,这些培训课程都需要农科所提前拟好计划,提交农业局审批。“对我们的职业农民考核监管也更加严格了。”
不过,记者翻阅培训教材,并没有发现电商、信息化、农机等互联网、物联网相关课程内容。“以前推过类似课程,但是效果一般。这些产业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农业电商中农产品保鲜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一些互联网电商企业可能会有关于运营模式技术的培训,但目前这类课程还没在农户中普及。”林湛全说,“不过开设电商课是个趋势。”
张向东则告诉记者,电商、高端农机等课程正在规划中,是下一阶段的培训重点。“以农机为例,许多培训机构的生产设施还有待完善。进一步改进生产条件后,培训才有实物参照。”
除了加强高端农业课程,武装培训基地自身的师资力量也是合作社和企业的呼声之一。“现在的讲课老师主要依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但培训基地也应在企业内部加紧培育技术型讲师,提升自身的培训业务能力,进一步推进培训授课的独立性。”林湛全说。
■记者手记
职业化关键要
摆脱保守意识
近两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成为热潮,各地仿佛都找到了升级农业培训的新抓手。然而许多城市围绕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规划还未完全渗透到基层,面临后续支持缺乏、生源不足、师资队伍素质较差等困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佛山的职业农民培训有意识地针对以上困境,出台了一些创新性举措。比如一些地区的培训并未结合农时,有的在9、10月下达任务,12月底完成培训,时间太短。在佛山,培训基地会根据不同农作物、农产品的农时来设计培训内容。林湛全表示,在这样的课程安排下,合作社平均半个月到一个月便会开展一轮培训。
此外,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舜丰职业培训学校还独创了上门服务,即让讲师深入各村居委会、田地林间等农业第一现场进行教学。据了解,这种分散式、体验式培训在佛山属首创。
采访中,多位合作社管理人员均认为要真正达到好的培训效果,最关键的是要调动农民积极性,保证生源。毕竟,农民愿意学是一切规划努力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新生代农民缺乏、中老年农民学习意识保守是摆在佛山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农业大省江西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职业农民呈现“代际增强”趋势,即越是年轻的职业农民,对技术、管理、经营规模的要求越高。他们将会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对于佛山来说,除了构建全面、专业的培训体系,如何在现有农民群体中发掘更多新生代农民,甚至吸引更多的跨界人才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的课题。